2006年5月13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青年歌手大奖赛出了一个事情,一个西北的民歌歌手把新西兰国旗说成是中国国旗,经过媒体的大肆渲染,不出所料,fq们又开始了对这位一辈子放羊的放羊汉子的集体围攻。在很平静的看完这则新闻的同时,除了替这位放羊汉惋惜这个题目没有答上来以外,我心里还有另外一种感觉,不是为了他不认识国旗,而是自己觉得脸红,为我们的国家脸红。
 
我觉得丢人的不是那位放羊汉,而是我们。国旗在我们的意识里应该是我们绝对认识的一个东西,对于有人不认识我们会觉得很惊讶,可是我回头想了想,一个人假如没有见过国旗或者他见过了并没有注意这件事情,他怎么知道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这个东西就是国旗呢?我不知道陕北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在四川的甘孜阿坝地区,在云南的雅鲁藏浦江流域,在贵州的某些山村里,在三峡水库淹没的当年的一些寨子里,在重庆地区的黔江秀山的土家族小村子里,很多地方是没有通电的,有的地方是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的,他们可能一年才去一次县城,可能一辈子都不认识字,可能一辈子都没看过电影因为放映队没有去过,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才能收到一次信因为邮递员走一趟山路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没有电,所以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电话;因为没有上学不识字,所以书报对他们来说很遥远,能看书看报的人就是老师了,同时书报也送不进去;因为大山连着大山,黄土接着黄土他们很难走出去,国家主席是谁甚至县长是谁甚至国旗是什么样子国歌怎么唱法和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自己的羊肥不肥,自己的庄稼长得好不好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可能只有在每次发贫困县救济的时候国家和他们有了一点点的联系,甚至这种救济还不一定能到他们手上。我们可以这样想象这些地方有多么的闭塞,当年我的舅舅下乡到重庆的辖区范围内的黔江秀山地区,他们的行程是这样的,第一天坐船从重庆到黔江县城,第二天从县城坐车到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乡镇吧),第三天从公社走到大队(村),如果路况有一点儿不好中途还得住一天别的大队,最后一天才走到组里。不要以为我的舅舅们偷懒,确实有这么远的路程,令我惊讶的不是那个年月这样,而是现在还是这样,我们沉醉于高楼大厦的繁华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我在坐飞机的时候飞过这些丛山峻岭,特别是夜班飞机,这个感觉特别清楚,一片大山就完全是漆黑的,一但进入城市,整个灯火通明。这里我不是要说我们的繁华有什么不对,只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国家中还存在这么封闭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应该有的知识封闭的地方的人也有。
 
说回国旗,魏敏芝主演的那部张艺谋著名的《一个都不能少》里面有一段唱国歌的片断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说孩子们唱的那是国歌吗?他们唱的并不标准,不是因为他们五音不全,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标准的国歌是什么音。听听感动中国的徐本禹说的故事,山里的孩子读到大海的时候,读到飞机的时候,他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是什么,何况这样的小学校不是每个山村都能有的,在这里我们还能指责他们不认识国旗吗?或者说他们不认识国旗不会唱国歌是他们的责任吗?在指责他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无地自容,作为一个中国人,看着自己的同胞不能像我们一样平等的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别人呢?这次青年歌手大奖赛上有两个来自甘孜阿坝地区的歌手唱了一个酒歌,他们哪里是歌手,这两个山里人用歌声告诉我们他们平时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种地喝酒聊聊天,生活就在封闭的环境中一天天过去了。我们的国家没有对他们尽到责任,这也就算了,请不要指责他们不爱我们的国家。
 
我承认我有些激动,我替那些民族主义愤青的行为脸红,在指责别人之外难道他们不应该觉得应该为这么贫困落后的地区做点儿什么吗?同时我自己为我自己没有做点儿什么而脸红。

2006年5月12日

没有题目

就在刚才,我第一次有了要走出去的念头。
 
不是因为妈妈时常教诲我的出去见见世面,因为我觉得表面的世面并不存在哪里比哪里更好的问题,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也不是因为师兄说的外面的一般人生活得要比国内安逸,我想虽然这是事实,但是我也不太追求安逸。我是一个留恋家的人,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常常会想重庆的家,甚至每次一放假第一时间回家。可是今天,一个软件让我体会到了久违的自由的畅快,用这个软件能毫无阻拦的浏览任何网页,不会因为在google上查某些敏感的词语而被禁止连接google好几分钟,不会因为hotmail被无端封掉而放弃hotmail,不会因为台湾的自由时报是台独报纸而我这一生都不能一览其文,也不会因为FLG被最严格的禁止而不能去看明慧网上那些相声般的奇文(推荐这些奇文,确实看了乐得我前仰后合,见过傻逼的没见过这么傻逼的)。第一次对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外的人有一种很大的羡慕,羡慕他们不会面对那么多的无聊的“该页无法显示”。
 
还是在刚才,看了新语丝上很多人对《南方周末》的怀念,这份已经“死亡”的报纸,还有老读者记得它的中缝里面经常有这样一句“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当它的主编下了大狱的时候,当它的记者全部愤而辞职的时候,我觉得我除了怀念这个故去的报纸和再次对当年的《新华日报》致敬之外不敢乱说什么。我不敢并不是我不想说,当碰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我有一种被棉被捂着的感觉。所以羡慕界限外的人,没有那层棉被该多好啊。
 
在我浏览伟大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网页对共和国永恒的伟大主席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将军无限敬仰的时候,心里咕噜咕噜抑制不住的翻腾着优越感,原来五十步和一百步还是不一样啊。哈哈

一篇BBC的报道

第一篇关于网络的话使我的担心成为了现实,联系到最近hotmail被封有太多的话想说又不敢说,向当年《新华日报》的前辈们致敬。
 
第二篇和第三篇的数据令我很震惊,如果属实的话,那么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背后的基石是不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越快的增长越可能形成一个大泡沫,泡沫破的那天我们会像日本这十年那么惨吗?希望不是这样。另外需要声明,我不赞同最后的评论。
 
 

名为“文明上网”实为网上监控

周二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大学校园里的互联网控制刊登报道。文章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介绍了当前中国在"文明上网"名义下对网络内容的监视和引导。

文章以一名学生网络监督员的日常生活为开端,介绍了上海师大五百名志愿学生监督学校论坛的工作。

他们根据老师或者更换高年级学生的指导,在学校的论坛上贴出政治正确或者无关痛痒的话题进行讨论。

政治话题,包括学校政治的话题在校内论坛上都是禁止的,这位学生监督员说,他们遇到负面的话题时会通过参与讨论把话题超积极方面引导。

文章接着指出,上海师大的做法不过是中国监督互联网的一小部分。几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据称有五万人的网络警察,不仅监督网上言论而且可以逮捕那些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

文章说,上海师大的义务监督员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和谐社会做贡献,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在控制网络,只是不想让坏的和错误的东西出现在网上"。

不过文章说,也有学生在承认互联网上确有问题的同时,认为五百名监督员太多,对网络的管理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投入大大高于产出

周末的《金融时报》就中国经济形势刊登文章,题为:"中国面临沉没的危险"。文章指出,中国经济浪费严重,因此耗费了过多的投资和资源。文章说:

中国每增加一美元的产出需要五美元的新投入,这个比例不仅比西方国家差得多,也不如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文章接着指出,由于中国对外资有种种限制,国内私营经济部门又过于弱小,因此中国经济只能靠国家不断注入资金。但是政府在善于指挥银行贷款的同时,却无法控制银行把存款人辛苦赚来的钱贷给了什么人。

金融系统问题严重

文章接着引用最近安永会计公司有关中国金融系统坏账达到九千亿美元的结论,指出中国的坏账给经济带来的潜在风险。

无独有偶, 第二天的《金融时报》又刊登了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的文章,从政治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坏账问题。文章说:

中国三心二意的改革连脆弱金融系统的表面问题都没有解决,一般认为经营不善是坏账的根源,但真正的根源在政治。

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在利用国家控制的银行来抵制对他们所控制的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中国的坏账就会继续增加。

体质性的浪费、银行贷款、政治特权和一党国家的生存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2006年5月10日

愤怒不出来

当ytht关掉的时候,我愤怒;当google的快照功能被封掉的时候,我愤怒;现在连live.com也被封掉的时候,我异常平静!有时候真的会想谁会是高尔基笔下那只雨燕。

2006年5月7日

禁止拍摄

 
这次去杭州,当然去了灵隐寺逛逛,灵隐寺算南方很大的寺庙了,在我手持摄像机的时候,有一个物件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那就是每个殿的门口都写着一句:禁止拍摄(NO PHOTOGRAPHY)。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句话屹立于各个景点的屋外,不管是故宫也好、破庙也好、博物馆也好、纪念馆也好都有这句话的踪影。七八年前我到故宫的时候,这句话叫作“禁止拍照”,现在叫作“禁止拍摄”,一个字的变化让我联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禁止拍摄”。
 
发展有先后顺序,我先来讲为什么禁止拍照。在室内,一般来说光线比较暗,拍照的时候要用到闪光灯,闪光灯的光强很强,这种强光可能会使一些古物发生在弱光条件下不会发生的化学变化,这样会破坏古物,所以要禁止拍照。所以关闭闪光灯的拍照不会对古物造成任何影响,所以用摄像机拍摄就更不会对古物有任何的影响了,因为除了极其专业的设备有外置灯光以外,大部分摄像机使用过程中是不会用到任何自源性的灯光的。
 
这样看来只要拍照的时候关闭闪光灯或者任何摄像行为都不会对文物造成影响,那为什么会发展出“禁止拍摄”这种事情呢?有人说了,在室内拍摄可能显得对主人不尊重。是的,这个理由用在私人住宅是非常合适的,在私人住宅,没有征得主人的同意,私自拍照确实显得对主人不够尊重。可是,这些“禁止拍摄”出现的地方都是旅游景点,也就是这些地方默认是可以拍摄的,否则不会出现屋外准许拍摄屋内不准许的情况。退一步说,可能确实有些不尊重吧,故宫能说我不尊重文物,和尚能说我不尊重他吗?我们要搞清楚,和尚是四大皆空的,我即便打他一耳光他也应该对我以礼相待心平气和的任我羞辱,怎么能介意我对他的一点点不尊重呢?假如介意的话,和尚就是假和尚,就不配代表这个庙来接受我的任何尊重,这样何谈得到尊重的问题呢?更别说佛了,没有哪条佛经说了或者可以推演出佛不许我拍佛像。
 
我看问题还是出在闪光灯上。故宫这类历史文物的博物馆里面很早开始就立了一个牌子,叫做“禁止拍照”,其用意是禁止使用闪光灯。我能理解第一个立这个牌子的人的苦心,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关闭闪光灯照相,即便知道的人也可能无意当中使用到闪光灯造成对文物不必要的破坏,所以干脆连拍照本身也禁止了,收起照相机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做的。以后大家纷纷模仿,凡是室内的地方都立起来了这样一个牌子——“禁止拍照”,甚至是有些根本不惧怕闪光灯的地方,比如新修的庙堂等地方。可以看出,立牌子的时候很少有人去想象“禁止拍照”到底是为了什么,觉得反正是室内都应该禁止拍照。随着家用摄像机的普及,有些人就想,拍照都禁止那么与之类似的摄像机也应该禁止,于是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禁止拍摄”。逐渐这成为一个硬性规定,搞得只要发现有人拍照或摄影,管理人员就觉得人家犯了大错误一定要严惩不贷,想拍摄的人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拍摄,心里存在着极大的歉疚感,就像做贼一样。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故事,猴子为什么不吃香蕉的故事。笼子上方钓着一串香蕉,猴子们一吃就有人浇热水烫所有的猴子,所以笼子里形成一个规矩,谁碰香蕉谁挨其他猴子的打。这时候换掉少数几只猴子,新猴子碰香蕉照样挨打,这时候其实已经不浇热水了,但是老猴子们忠实的执行老规矩。新猴子们适应了这个规矩,有这样做几次,换了好多次猴子以后,这时候笼子里已经没有老猴子了,也就是说没有猴子知道为什么碰香蕉就要挨打,但是最先前的规矩仍然被保留着,碰香蕉就等同于挨打。于是一个传统形成了。没有谁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都忠实的执行它。我想,这些猴子如果有感情的话,他们很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心理阶段,先是作为新猴子的时候,对这个规矩的不理解,当挨打多了以后他们身体上会对规矩妥协,在身体妥协很多次以后他们会心理上也进行彻底的妥协,最后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传统的忠实捍卫者,对不执行传统的人深恶痛绝,对自己的心灵偶尔违反传统怀着深刻的歉疚感和道德自责。
 
同样的,没有什么人会去想为什么要禁止拍摄,别人门前写着,我的门前也要这样写,好像所有的室内都应该禁止拍摄。还好,这个问题还暂时没有上升到严重的道德问题的高度。这却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事情,在走古典建筑的时候,所有人都被告诉过,不要踩门槛。追其源头,是因为古代门槛都是木头做成的,不经踩,踩多了会坏掉,很难修理。但是这个问题在古代就逐步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踩谁家门槛相当于藐视谁,甚至成为一种法律,比如官员绝对不能踩皇帝家的门槛子,石头的也不能踩,踩了就杀头,即便它怎么踩也踩不坏。
 
现在的房屋没有了门槛子,踩门槛子这档子事情算是过去了。禁止拍摄这样的奇怪规定却还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发生,其实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让拍摄的人大大方方的心情愉快的拍也很容易。因为现在大部分地方的现代物件都不怕闪光灯的照射,或者说游人呼出的水汽和高二氧化碳含量对这些现代物件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闪光灯,所以在有文物的地方改成“禁止闪光灯”,没有文物的地方去掉这个警示。实在是嫌闪光灯烦人,就是立个“禁止闪光灯”应该也比立着“禁止拍摄”好得多。
 
我常常在想,在做任何事情或者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或者为什么我不做。不要仅仅因为它是规定或者传统就做或者不做,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最基本的思考,我们和畜牲有什么分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