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维迎一个发言想到的

张维迎这段发言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前段时间和dzhang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建议dzhang看看，呵呵，我觉得张维迎说得有些道理，当然后面还贴了一篇我认为反驳的比较好的帖子。最后是我自己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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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分开大家肯定同意，但我们始终别忘了一点，我们今天面临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个封闭国家的教育问题，而是全球化情况下的教育问题。以大学为例，大学好多专业的教师市场开始全球化了。我们商学院感觉最深，即使在国内，李嘉诚办了商学院，欧洲办了商学院，然后哈佛等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跑到中国来办。我们还要不要有中国的大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大学有很多种模式，有一种模式是OEM，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邮电大学都在做 OEM。很简单，外国大学来了，你帮助招人，国内学2年，国外学1年，叫作2+1，然后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学了。我们自己的大学管得很死，没有办法，这样很可能最后都变成OEM。现在大量的商学院也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80年代面临的问题，只是大学死起来比较难，由于教育的特点，使它活起来难，死起来也难，没有几十年是死不掉的。

 

我们再看我们的学生都是全球化的，很多的研究生没有必要非在国内上大学。现在我们一年的教育经费流失几百亿，过去是研究生出去，现在是大学、高中生好多都出去了，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的教师待遇就这样，那么好的老师都跑了，好的学生不到这来了。我想，用不了10年，英国前300所最好的中学，基本被中国人占据了。所以，我们不能关起门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中国的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另外就是中国要不要有一点像样的大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现在一批评大学就是大学变成赚钱机构，腐败了，教师的心黑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几年前都说提高教师的待遇，义务教育国家没有给钱怎么办？大学也是这样。像北大，一个大学生25000元的成本，政府给拨款6000元钱，学费5000元，其他的钱哪来？这是很简单的算术问题。站在大学外部的人批评大学，但大学里边的人的酸甜苦辣谁知道？我们的校长们一会儿跑到新加坡，一会儿跑到泰国，干什么？给人家叩头要钱啊，没钱怎么办啊。我所知道的好的大学，并没有谁想去赚钱。我们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光从海外引进的博士学位人才50多个，我们怎么去吸引人？没有一定的待遇不行。真正好的大学，所有的经费一定是用来想办法把这个大学做得更好。我们现在海外招来的人有特殊待遇，比我们原来教员的待遇高得多，没有办法，否则人家不来。对原来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牺牲。真正要办好大学，是需要很大的牺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从更大的决策层面上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有没有竞争力？欧洲的大学为什么现在不行了？美国把它击跨了。过去是美国人去欧洲留学，现在欧洲人跑到美国留学，为什么？教育体制不行。

 

　再提几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保证给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绝不能不让私人办中学、小学，人家办得好可以呀。而且大家也不要认为私人办的中学就是拼命收钱，收钱的现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私人中学特别注意把贫困生中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自己学校，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上大学还要提供助学金，因为他们在乎这个学校整体的声誉。所以，我们义务教育国家应该保证，但不能卡住不让私人办学校，大学更是如此。我们现在搞的大学不能让私人自由进来，我说的私人不是营利的。我可以保证，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绝对不会成为一流大学。现在网络大学可以做这些，培训班可以做这些，大学分工比较细，越靠近应用的东西，很多被咨询公司、公司大学做了，真正好的大学靠营利是没有办法做的。而且再过10年之后，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常，中国出现一批有钱的人愿意投资学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留名。即使企业办得好，但是30年、50年可能就没有了，只有大学是长生不老的，所以，国外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大学。捐给大学，过了10 代人、20代人都知道他的祖先名字在大学里挂着。所以，一定会出现一批人愿意办大学。政府在这方面不能管得太死。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学费的问题，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也是挨骂多的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病人，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教育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学校都想各种办法筹集资金解决贫困生的学费问题，包括我个人，我把所有的稿费一年几万元全部设立贫困生的奖学金。我们还从企业找钱，国家一年给100万，学校还用各种办法拉公司设立以公司命名的助学金，想尽各种办法让贫困的孩子上大学。

 

从教育内部来讲，把教育部拆开，一个专门管中小学义务教育，另外成立一个组织，是不是更好？中国的大学像现在这样管下去，最多会变成OEM，给人家代工。很多做得不死不活，北大、清华可能支撑一阵子，但是也可能支撑不了很长，就是因为管得太死。国际经验证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可以独占鳌头？二战之前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欧洲政府管得很死，法国要当一个教授要经过教育部考试，都是以政府为主。而美国是靠竞争，各层次的大学分开，有州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和非研究型的都分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分不开层次，我就不要你的人，只要自己的人，都是自我循环。而美国的情况是，越这样越活不下去。在哈佛大学拿不到终身教职的人其他大学抢着要，因为总比自己原来的要好，这样才有人读你的大学。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可以把学费都免了，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这个学费都哪去了？都出国去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学时期，甚至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大家看，被北大和香港大学同时录取了，人家宁愿去香港大学，也不来北大。对于我们做大学的人来讲，危机感很强。我们大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考虑，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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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最有理智的一篇帖子：

 

　　我觉得张先生的说法是脱离中国国情的，欧美中产以上阶级是占很大比例的，需要助学金的比例低于可以提供助学金的比例，因此才会有低学费补贴了富人的说法。而中国正好相反，中产以下是占了绝大比例的，提高学费，极少数富人增加的学费是无法补助绝大多数需要助学金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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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当然，我开篇就说了，张维迎的观点有些新意，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他的主要意思是逐步开放政府对大学的管制，让大学独立发展，很可能慢慢就好起来了。这个问题张维迎这篇东西里面还是看得很透彻，提的建议也有可以接受的地方。

 

另外，张也提到了，也是他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用制度保证富人补贴穷人。反驳的帖子也说得很好，中国的现实是极少数富人的补贴对穷人根本不起作用。并且最主要的是，万一孩子成绩并不好，但是又很穷怎么办？所以政府主导的廉价公立大学和较好的但收费较贵的大学应该并存。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没什么不可以的。

 

借着反驳的这篇帖子的一个论点我还想谈另外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到底要怎么样发展。张维迎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点，总结起来叫做建立制度保证发展。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谈的是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现在民愤很大，仇富心理很重，这是不正常的。原因很复杂，单从制度上简单说来，我们国家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国家的富有程度的构成是一个奇怪的分布，1、上面很富的人不少，2、下面经过一个很少的人的阶段，也就是一般富有的阶段，3、然后进入一个小康阶段，这个阶段人不少，4、下面是一个温饱的阶段，人更多，5、最后是赤贫的阶段，人不算太多。

 

这5个阶段的人，在我们的制度下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能和其富有程度成正比的。

 

很富的人，因为能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所以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很少，假如要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他们也可以以出国定居一走了之。

 

一般富有的人所付出的社会责任和第三阶段小康的人的社会责任基本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这种责任对于一般富有的人来说算轻的，但是对于小康的人来说算重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买车，不管多大排量的车，所需要缴的税是一样的，在重庆，对于跑得多和跑得少的车，所缴的路桥费是一样的。还比如，买房子，对于70平米的房子和300平米的房子所征收的购房税率是一样的。

 

另外结合着这三个阶段来谈，他们的社会责任相对来说是最主要的，也就是他们是付出社会责任的主力，我们国家的制度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一旦突破某一个界限，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基本固定的了。比如，前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里面，月收入2000元的人和月收入1w元的人的所得税的税率上涨很快，但是涨到一个相对于很富的人来说比较低的平台以后，就没有再上涨了。或者说起点高，阶梯拉的很短，就好像要不是不缴个人所得税的人群，要不是缴很多的钱的人群。另外，比如说关税，小件的电子产品和大件的电子产品的关税完全一样都是17%，小件的化妆品和大件化妆品的关税完全一样100%，可以说关税无法调节，但是可以利用其他税收调节。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征收奢侈税。

 

下面一个人群占了主要的部分，也就是温饱的人群。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温饱现在基本还是实现了，制度上也没有更多的对这部分人群的社会责任。原本他们应该是付出负的社会责任，也就是享受一定的上三个阶层所付出的社会责任的主要人群，但是制度上没有让他们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反倒是有种种规定限制他们享受这些福利。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付出社会责任，但是在他们应该享受社会福利的时候得不到，相减，其实他们潜在的付出了社会责任。

 

另外，赤贫的人群很少，各个国家也都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国家这个做得也不好，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描述完了然后来看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哪些偏差。我觉得我们相当多的人以前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偏差。我们意识到了温饱的人群，制度对他们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做出了种种限制，我们也意识到，很富有的人所付出的社会责任很不够。改善这两个方面或许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不是这样，我们没有意识到，第三部分的也就是小康的人在享有一定的社会福利的同时，付出了过多的社会责任。现在看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的一个社会结构应该是中产阶级多起来，当然我们愿意大家都富有，但是现在能做到中产阶级多起来这个社会也是健康的。而第三部分小康的人正好是中产阶级，他们享有微薄的社会福利的同时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的弊端很大，最主要的就是阻挡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因为，中产阶级来源于第四个阶层生活较好的人，而过高的社会责任形成一个强大的壁垒阻挡了第四个阶层的人的进入。比如不分等级的房产税率，不分等级的汽车税率，不分等级的电子产品附加税都影响了第四个阶层的人对这些产品的消费。比如，我是属于第四个阶层的人，温饱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过更舒服的生活，手里也有一些余钱，我想买房子，虽然房价够贵了，但是我一看这个房子的税还那么贵，而且我买更大的房子税不会增加多少，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再存两年钱买更大的房子，买电子产品也是一样，过高的税阻挡了人们购买更高级一些的电子产品的欲望。这样生活质量始终得不到提高，购买力也不能释放出来，中产阶级始终不能有效地形成。也就是说，如果我是第四阶层的人，虽然我以前没有享受到福利，但是我没有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而假如我进入第三阶层，我在享受一定的福利的同时，可能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陡增，这样算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呆在第四阶层好了。第三阶层的形成需要互动，第三阶层的购买能力是第四阶层不可比拟的，第三阶层需求得更多，就能推动整个市场的发展，第四阶层的收入可能会随着增加，这也就是中央提出的我们要拉动内需的关键。也就是说，用制度保证第四阶层可以轻松的进入第三阶层，在让第四阶层享有相应的福利的同时，应该减少第三阶层的社会责任，让第三第四阶层可以轻松的过渡。这种变化只能由社会的制度设置来调节，而不是当年猛减存款利率就能实现的。

 

下面来说具体的办法。有一些办法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均土地稀缺的国家来说，购买小户型房屋应该给于相应的税收的优惠，或者返税，比如对买80平米以下的人群实行返税，也就是按规定收2%的税按平米数返回不等的抵税优惠；对于购买大户型或者大栋别墅的人群或者第二套大型房屋的人群增收奢侈税，这个可以拉开档次，比如购买两套100平米的房屋可以收1%的奢侈税，而对于购买1亿元一套的四合院的富人收50%的奢侈税。购买车辆，应该也通过返税补贴小排量汽车，比如对于购买20w元以下的车的人收5%的税，那么对于1000w买一个车的人来说就收50%的税，差距来开。

 

结语是，虽然张维迎谈到的是一个局部的关于大学改革的问题，引发争议的焦点在于大学的学费，但是应该看到这背后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制度的问题，我们的医疗改革，我们的教育改革无不与这个社会制度相关联，不解决好这个社会制度问题，怎么改都是不能成功的。

 

最后引用邓小平说过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要说并不是让穷的人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就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更加有发展性的社会应该是减少贫穷的人，让他们都小康起来。现阶段我们要是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伟大了。

 

再次申明，我们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我是坚定的改良派，革命派一边去！

帅吧？哈哈哈哈

晨曦

在蜡笔小新的陪伴中迎来晨曦，又是新的一天！呵呵，美好死了！

打油诗一首

野花雾霭小溪旁

顽童牧笛映晨阳

又是一派风景好

羽扇轻摇跳马将

读新闻又谈网络

又一次上新华网看看这里与其他娱乐网站有什么不同，于是在显著位置看到了这篇：

 

京家长致信互联网业:同担社会责任共建网络文明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4/13/content_4421150.htm

 

熟悉中国某些人行政手法的人都知道，某些人制定什么政策一般分为这几个阶段：集中暴露现象，关于现象制造舆论，制定政策，制造政策带来显著改变的舆论，最终制度化政策。这篇新闻不能说是假新闻，但是肯定属于第二个阶段就是“关于现象制造舆论”，注意，是制造舆论。

 

我们来看这种做法的极度恶心之处。

 

首先，从这件事来说，网络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地方。比如色情或者暴力网站，开设在中国内部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可以关掉，开设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没有触犯其所在地的法律中国某些人就不应该管。没有任何法律写浏览下载色情暴力内容是违法行为，那么就不应该“推广过滤软件”。那个著名的胖子说“人民有低俗的权利”，既然我没有违反法律那么我在网络上文明不文明低俗不低俗管某些人什么事？有人会说不就是“推广”吗？熟悉中国某些人做事的人知道“推广”就代表强制执行，比如前两年“推广”网吧实名制和网吧限制年龄的制度，不也完全强制执行了吗？我问过一些网吧老板，可不可以不执行，老板说偷偷的可以，明的不行。某些人很讨厌！那么有人又会说了法律没规定的我们不能立法吗？立法是要有依据的，现在的法律这么不人性化还只是规定了“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违法，没有谁敢规定阅览也违法，我要低俗，我要阅览，关某些人什么事？

 

这里并不是要说色情暴力内容的问题，而是说网络的自由开放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某些人可以通过一定的声音提倡一定的道德规范，但是绝对不能因为提倡所以限制。比如某些人提倡我们用语文明，但是绝对不应该限制我们使用脏话，没有任何法律能限制某人说什么话，这叫做言论自由，同样的道理也就不能限制我们在网络上使用任何词语。想想令我们恶心万分的关键词过滤真是恶心得不行了。当我们国家每年在联合国的会议上抵制西方国家的人权报告的时候，某些人真的该想想我们的人权状况到底怎样，能自由的使用词语，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其次，这个事件看到某些人对于法律的态度问题。法律没有规定的某些人就非要禁止屏蔽，这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当年北京的“蓝极速”网吧着火，北京市的某些人带头，全国相应关闭大部分网吧，一时间全国拍手称快。我不知道拍手称快的是什么人，不过我知道肯定都是糊涂蛋。比如，一个菜市场卖出来的菜毒死了人是不是就应该关闭所有的菜市场？人家没有烧死人的有正规营业许可证的网吧没有任何过错，同样被关掉了，我想问：某些人哪里来这样的权力公然违法？另外一个著名的事件是校内论坛事件，自从ytht事件之后，所有的bbs都变成了校内论坛。哪里有这样混帐的规定一个非某些人自己的网站只能由谁来访问谁不能访问，我想这个权力在网站的管理者而不是某些人。我们的某些人对待网络的态度上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呢？这叫做法无定法。

 

然后，在全世界都在十分重视隐私的时候，我们的某些人竟然要求我们实名上网。实名上网的代价就是我们必须暴露一部分隐私给网络的管理者，在全世界尊重隐私保护隐私我们的法律也尊重隐私保护隐私的时候，某些人是不是应该问一问我们这些网络的使用者愿不愿意将隐私透露给网络的管理者呢？

 

最后来看“制造”舆论的所谓家长们的混帐逻辑。“一方面，互联网……也成为部分青少年荒废学业，逃避现实，畸形生活，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险滩暗流。网络上存在的一些黄色淫秽信息、血腥暴力游戏和反动迷信行径，是直接诱发青少年犯罪和毒化网络环境的罪魁祸首。……完善防沉迷系统”。

 

这是我最近最不能忍受的混帐逻辑之一。我们知道，网络的作用仅仅是使获取信息更加方便而已，这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学校教育的落后，教育手段的贫乏使其在与网络方式获取信息的竞争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比如，在电脑化的今天，在高中生的考试中竟然还不能使用计算器，老师们也不研究怎么使用电脑化进行教学工作，比如鼓励电子化的作业等等，而一味的大谈上网荒废时间这种论调。另外黄色淫秽信息、血腥暴力游戏和反动迷信行径的存在并不是网络的错，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些也照样存在，我相信正常的人都是有是非判断能力的，经过正确的学习，怎么会诱发青少年犯罪？还是直接的？恐怕造成我们这里青少年色情犯罪率高的原因是学校教育没有进行正确的性教育吧？甚至现在的书上都还在讲手淫有害健康，早恋不利于身心发展，不知道谁论证过的？记得新闻联播曾用一个暴力软件的名字批判过CS，我看CS没有引发更多的犯罪，倒是农民工的生存没有保障才是都市暴力犯罪的最大来源吧？一笑。

 

正如我开头所说，这篇东西肯定是一篮子政策出台的先兆，这些政策的总名字在这篇里面也有，叫做“网络文明建设”。任何人都可以提倡网络文明，但是没人有权力说自己要建设网络文明，因为我有不文明的权利！！另外也劝某些人在“制造”舆论的时候聪明一些，不要老是用“黄色淫秽信息、血腥暴力游戏和反动迷信行径，是直接诱发青少年犯罪和毒化网络环境的罪魁祸首”这种煽动性的但是明显没有逻辑性的话来骗人啦。

谈网络言论

偶尔上了新华网，看到了首页上这篇推荐的文章，很有感慨。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 民意汇入中南海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4/10/content_4404242.htm

 

文章当中指出，中央领导重视网络舆论，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我隐隐约约感到了不安。

 

这可能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这么高规格报道政府对舆论的重视，这是好事情，表明政府意识到不走政治改革之路是行不通的，政治改革的一个要点是让人民参政，人民参政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自由的舆论(不是被控制的舆论)。网络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远比报纸和电视自由得多，虽然国内的网络管制非常厉害，但是不失为一个搭载自由舆论的平台。

 

但是我们说舆论不等同于网络舆论。

 

首先，中国网民虽然达到了1亿以上，但是非网民的数量仍然是主流。网络的使用者这个群体有显著的特点，也有显著的偏向性。比如这个阶层是比较有经济基础的群体，这个阶层基本上都生活在城镇当中，这个阶层的人大部分受过一定的科技教育，这个阶层的人年轻化的特点明显等等。这些显著的特点造成了显著的偏向性。比如生活在城镇当中就会对城镇的事情更加关注而忽视农村，年轻化的特点明显就会具有年轻人一些普遍的毛病。举个例子说明，去年最热门的娱乐事件超级女生，30岁以上的人对超级女生的关注很少，主要关注群体是少年和青年，而这部分人刚好和网络使用者的年龄有很大的重叠，于是网络就成为一个重要传播途径。如果局限于网络，那么就会得出超女是全民运动的结论，而事实并非如此。

 

其次，相当部分网民有上网看新闻的习惯，但是浏览不等同于评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对于国际国内大事的新闻是不会去评价的，看过就算了，人们更乐于评价和思考自己身边的事情，比如北大学生对于食堂的饭菜价格的关注就远大于对于萨达姆的关注。爱去对这类新闻进行评价的人或者对这类事情爱提出自己观点的人或者爱上这类网站(比如强国论坛)的人往往对这类事情有着很高的兴趣，能引起兴趣的点很多，但是不外乎两种情况，自己对这件事非常的赞同，看到不赞同的声音如鲠在喉；还有就是对这件事情非常不赞同，不说也如鲠在喉。大家可以看看一般新闻的评论，或者这类论坛的帖子，大部分回复都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发表评论的人的声音是激进的声音。或者做一个比喻，一般来说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按人数统计，近似于正态分布，两头的人少，而中间的人多，那么发表评论的人大多数都属于两头，而中间的人可能看看就算了不会留下评论。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上面谈到了网络评论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看任何完全的舆论自由是不是可取的。我们设想一堆人坐在一起谈论政治话题，谈论到热烈的地方，总是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两个人和另外一两个人因为观点的不同争执起来，谁也不能说服谁，而另外的人在旁边倾听，偶尔说一两句无足轻重的话。这个现象我记得叫做“沉默的大多数”。这堆人的人数越是庞大，沉默的大多数就越多，争执的往往是少部分人。如果这时候来一个观察者来观察这堆人，他往往会觉得这堆人所持有的观点很可能与在争执中占上风的人的观点相同。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有一两个激进的人表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如果没有引起整体性的反感，而是获得了相当部分的支持，那么少数观点不相同的人就很可能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否则可能造成支持的人因为人数的优势对少数的人做出不利的举动。这叫做“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这时候还是来一个观察者，他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堆人的观点就是那个被表述出来的观点，因为他观察不到反对的声音。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中都有相应的措施。比如为了应对沉默的大多数这个情况，现代政治制度中发明了选举这个廉价的，并且能够并行的表达方式，不像讨论，同时只能有一个观点得到表达，另外也规定政府有职责鼓励更多的选民出来选举，激发沉默的大多数。为了对付多数人的暴政，一般现代的选举制度都是公开投票但是秘密写票，而不是举手等方式，这让每个选民的观点得到充分的表达不必在乎多数人的观点。甚至在最需要自由的地方——议会里面，也规定，对于一个法案，每个议员只有一次发言机会，这就从本跟上防止了少数人争论而造成的沉默的大多数。

 

网络舆论当然也存在这两种情况。比如在日本的问题上，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不关心的，或者没什么意见的，这是沉默的大多数。同时极度的民族主义的极左派声音在网络上占到了上风，而温和的右派与中间派，甚至温和的左派的任何言论都有被极左派戴上卖国帽子的危险。这样，右派、中间派和温和左派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利而不发表言论，这是事实上的多数人暴政。这样一个外部的观察者就会认为，中国的网民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泛滥。其实问题没有这么严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网络的使用者是特定的人群，这群人的意见有一定的偏向性，网络中的言论并不能准确的体现全体网络使用者的意见，另外由于完全自由的关系，网络中的舆论总是偏向于激进。决策者重视网络的舆论没有错，但是如果真的以为这是民意的体现就错误了，只能说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愿，作为参考是可以的，要把这个作为决策的民意依据就是不对的了。

 

批评完了提一些建议，在现在的制度下如果真的想知道民意也不是没有可行的办法。如果想通过网络汇集民意，可以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乐于在网络中留下言论。抛开网络不谈，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到。比如用各种方法使各级人民代表加强履行倾听其选民意见的职责，让人民代表作为决策者和人民的沟通桥梁汇集民意。这个方法是各国通行的方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其实决策者愿意倾听民意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批评，但是各国的实践证明，在建立民意到达决策者的通道的过程中，有很多弯路的存在，我们建立这种倾听，应该尽量避免走弯路，让真正的民意影响决策者的决定。

我看邓老人家的“失误”

本来最近很少关心政治了。一个是没什么好关心的，唯一一点儿对两岸的兴趣也被陈水扁的各种zt做法搞得兴趣全无，不知道台湾那些劳苦大众们被迫天天看到老陈这样一个丑人上台表演拙劣的喜剧有没有觉得很累。另外，最近开两会，大陆也是成篇累牍的报道，搞得人很烦。所以远离政治天天看看体育新闻娱乐新闻也其乐融融。不过这两天兴趣被dzhang勾起来了。也就称兴谈谈想过很久的对邓老人家的看法。当然这是对事不对人，邓老人家不管怎么样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并且由于我不可能收集很多资料，所以也就是自己的看法而已，好多事情肯定不清楚或者根本颠倒了是非，有看到的给我指出来我一定去查资料看个准确。下面言归正传。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应该在这里解释一点，下面我所写到的政治制度这个词时我的含义不是单纯的指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一种政治架构。比如三权分立就是一种著名的政治架构。我们几千年的皇帝唯我独尊的统治是另一种政治架构。我模糊的感觉到了政治架构和制度之间的不同，可能我用词不当，这个问题还要请教专门的政治学的人。

 

凡是生活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应该很少有不知道邓小平这个名字的，当然这个名字的影响不仅仅只有这么多，不过这个名字之所以著名和两件事情有关系，第一个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拨乱反正，另外一个是最重要的也是他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就是改革开放。中国官方在他身后的评价中正式将其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合理的准确的，我相信没有他，中国不能完成如此的高速发展，他的魄力和作为也令人敬佩，并不像国外的很多FLG之类的媒体诋毁的那样。我坚持认为邓老人家是值得人敬佩的。

 

不过在改革开放20几年之后，我们来探讨改革开放的成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我们从细部来看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值得关注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具体的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改革，就是农村和城市改革(自评：这个好像是废话，除了农村就是城市嘛，嘿嘿)。农村的改革具体表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城市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

先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政策在当时的环境下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难的问题，让大家的干劲激发出来，多产粮产好粮。可是从大的环境上来看，这样的政策有很大的问题，不管从效率还是效益上讲，整合的优势大于分散，整合的效益大于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农业开始向公司化转变，各国的农民开始像农业工人转变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农业还在分田到户，这种做法本身有些倒退的意思。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由20多年后的今天的现实反映出来，比如有农民告诉我，在家种粮不赚钱，靠种粮能缴清各种税费买齐下一年的种子肥料农药也就知足了，真正补贴家用的是靠有劳动力在外打工赚钱；还比如有的农民两口子都在外打工赚钱，家里的地就包给其他家去种，只要这家包租的人能缴齐每个人头的公粮，并且给少量的租金即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捆绑住了很多人的手脚，5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变成了必须承包，如果说当年承包土地能给农民带来实惠的话，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就不想承包土地了但是必须承包，因为每个人头上还有“责任”也就是公粮的限额。即便是上文我提到的租赁给别人进行耕种也是一种私人行为，现在的政策还在束缚着农民，不能把土地使用权进行合理的转让，政策的限制使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形成公司化的直接土地农业生产，而仍然是小规模经营，有着浓厚的小农经济的色彩。这不仅可能造成效率的低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质量。举个很著名的例子，狝猴桃是产于中国的一种水果，可是现在新西兰的狝猴桃却占据了大量市场，本地狝猴桃基本失去了市场，不仅是本国市场，而且是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因为本地的狝猴桃比较酸，而新西兰狝猴桃比较甜。差异的来源是新西兰的狝猴桃是公司化的经营，合理的配置了各种生产资源，并进行了品种改良，而中国全是小农经济自家生产自家的，更谈不上品种的大型改良问题了。

幸好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着手进行了进一步改革。针对这个问题，政府相当鼓励农业产品的加工企业的存在，鼓励经济作物的种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种植的作物种类以求更好的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另外，当年我从电视上听到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三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时候，我很激动，这可是很坚实的一步，下一步应该就是农业补贴了。不过这些进一步改革的方案都没有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的归属问题。我看过新的《物权法》的草案文本，在《物权法》的草案中甚至更加强调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制。并不是国家并不能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是现在的不允许随便转让土地的使用权。私自转让是违法行为，国家在对土地行使所有权的时候对土地同时完全的行使了支配权，这样限制了农业公司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并不是人们不想农业公司化来产生更大的效益，更大的原因在于政策的不允许。另外，农业税的取消是件大事，可是公粮还必须缴纳，虽然公粮的数量是按照土地面积计算，可是政策把人束缚于一块土地，所以公粮也就转嫁到了农民头上。也就是说并不是谁耕种谁缴粮，而是谁承包谁缴粮，土地不能自由的转让使用权，导致很多承包人没有耕种，而粮必须由他们缴纳。相应的，农业税和农业补贴也就算在了每个承包人头上而不是耕种人头上，这是不合理的。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地权的问题。

 

另外说“国有企业改革”。这个当然是有显著成果的，把国家包干的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经济，实行股份制和租赁等形式的改革，这个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无比活跃起来。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股份制，我们只到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不是完全的股份制，而是必须由国有资产控股的。听起来国有资产控股并不坏，比如据说美国通用电气背后的第一大股东就是美国的国有资产(这个说法不确切，谁知道的告诉我对不对，据说是因为通用是武器制造商的关系)。可是我们国家因为历史原因，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所谓改革，从内部说，其结构并没有改革，仍然是官本位制度，企业的各层管理人员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办事效率低下，完全不像一个现代高效追求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另外一个内部严重问题是背负了太多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人员背负的问题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从外部说，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年这些企业亟需发展的时候，银行的税率太高，有些企业大量借贷有10%以上税率的贷款，并且拖欠其他企业款项严重，盘根错节最后造成了著名的三角债问题。据说前任总理朱镕基当年还是副总理的时候怀带3亿北上想解决东北企业的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后来没有能解决得开(这个是个传说，具体不可考了，考了也考不到准确的消息)。当然三角债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可遗留下是银行的大量拖欠贷款呆坏账(又有传说说中国银行当年的呆坏账率超过了50%不知道真实不真实)压得很多国有企业喘不过气来，产品不好卖，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每年第一件考虑的事情就是怎么还银行的贷款。发展企业根本谈不上。用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从国家的这个包里(国有企业)掏钱到那个包里(国有银行)”，都是国家的钱财，从这里掏到那里没有增加很是可惜。而对比之下，民营企业发展就好得多，要政策有政策要资金有资金，发展迅猛，比如重庆的摩托车行业，隆兴、力帆等发展速度就大大超过了嘉陵、建设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负债等问题错过了企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很多国有企业现在举步维艰，原因也就在这里。

当然这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不可能看不到，所以也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对于第一个问题，朱镕基总理所领导的政府提出了“下岗”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人员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国家推出了养老保险制度，取代了实行多年的退休工资制度，用社会保险的方式缓解了企业的压力。第三个问题，国家分别对四大商业银行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比如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等等，也就是通俗所讲的“债转股”。很多大型企业通过债转股优化了企业产品结构，整合了优势产品，焕发了企业的青春(自评：这句怎么听怎么像新闻联播的风格，哈哈)。

可是这些政策的出台虽然缓解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比如下岗，下岗是有指标的，岗位也是有指标的，一切严格按照指标进行，少一个不行，多一个也不行，不能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那样根据自身需要裁员与聘用员工。又比如养老保险制度，可能有的人不知道，现在国有企业每年必须付给所在地的社保局相当数量的钱，由社保局用这笔钱通过保险公司和银行发到该公司退休的职工手里。有些困难企业拿不出钱来，那它的职工就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的待遇。这样说来其实国有企业在背负退休人员工资这件事情上减负并不太多。最后说债转股的问题，名义上债务变成股份掌握在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不过对于一个国有企业来说，它的婆婆太多，哪个也得罪不起，比如一般国有企业归市政府管，现在还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还有国家法改委，又增加了一个我们提到的资产管理公司。哪个都代表国家哪个都对企业具有发言权，多家管理的局面使得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很少，比如说不定哪天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就被人换掉了，这种换并不是董事会从企业发展角度考虑，而是政府的行政决定。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怎么调和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也举了很多现在存在的问题的例子，我并不能否认改革的成果，也不能抹杀20多年改革的成绩。可是这么多问题指向了一个总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水平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水平。不管是土地的地权限制问题，还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调和的问题，最根本的阻挠都在政治制度上。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形成应有的权力的制衡，我们的政府是强势的政府，我们的政府的权力很大，而没有其他权力去限制它的权力，我们的人大政协更像养老院而不是立法机构，我们的法院更不能算作一种权力的机构。甚至在政治课上我们的老师只能宣称我们的宪法是一种蓝图式的宪法，而不是现阶段对社会作出规范的总的纲领。我们的立法者们在立法的时候更多的关心协调社会中其他的关系，而有意避开了立法应有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协调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和监督政府的行为。更激进的说法是我们的政府不是选出来的，不能选的原因谁都知道。我不认为选举是一个好的社会的必须，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拥有一个更好的渠道来体现人民的权力。我们的政府拥有土地，受到政治制度影响，政府不能制定更加灵活的土地政策。我们的政府拥有企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政府不能安安心心作自己的幕后控股人的角色，而非要参与到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我们的政府并不是不考虑人民的需求，但是政治学中相信没有制约的权力一定会被滥用，政府作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在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尽量满足的是自己的利益。比如收购土地不可以，但是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土地修建任何东西美其名曰“拆迁”就是被允许的，这种拆迁可能用来修桥修路还是能让大多数人受益，而用来修建巨型广场，从来不曾用过的开发区还有就是江苏铁本这样的巨型项目就是权力的滥用了。可以说江苏铁本这样的项目给中国的震撼是很大的，虽然这是一个合资项目，但是政府在其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可以上网查)。联想到美国，当年世界最大的加速器由于民众的反对最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的案例，可以看到两国政府在处理这种问题上的作法的不同，而这种作法的不同根本上来源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国有企业的问题更是这样子，国家的制度要求政府必须拥有企业，虽然宪法一改再改，加入了私有企业中的公有成分这样别扭的语言，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是政治制度造成了今天的国有企业的不够市场化。我在这里不逐条指出政治制度哪里不好，哪里有问题，这也不是我们需要去深究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已经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的问题大多数都指向了这个方面。

我们现在回到邓老人家这里来，我题目所谓邓老人家的“失误”就是说，当年邓老人家面前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来看看当年的机会有多好。当年的经济非常糟糕，政治也一塌糊涂，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摆在面前，等着邓老人家挥毫泼墨。他老人家确实为我们画出了一幅美妙的山水画卷，不过这幅画卷的名字叫做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的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的政治制度也相应的建立起来，对比于开放的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的政治制度却在保守的摸索，完全没有开放的意思。为了调和不匹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邓老人家给这种社会取了一个名字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这样子来看问题，当年毛老人家为中国选择了一种政治制度，并且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可是试验的结果是失败了，“千万人头落地了(李敖：《北京法源寺》)”，可是当面临又一次很好的机会的重新设计我们的政治制度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抓住机会，这就是邓老人家的失误之处了。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匹配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89年那次风波，现在看来深层次的说那次风波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矛盾的爆发。我们说邓老人家错失了在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为我们设计一个更好的政治制度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经济改革但是却没有抓住政治制度改革的机会，很是可惜，我们现在再想要破坏了再立新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可能了，邓老人家已开始就为我们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好走的政治制度之路，我们只能沿着这条不太好走的路继续走下去，不是成功就是死亡，谁知道结果会怎样。

我这里其实是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过去的抉择，其实我不能真正指责邓老人家对改革开放的道路的选择是失误，因为我们现在看来是大好的机会，当局者迷，他们却并一定能看到或者意识到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甚至在他们的思想中并不会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站在一个后来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痛心我们失去了这次大好的机会，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候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比在一个完整而强大的政治制度中进行根本的改革要容易得多。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包括我上面谈到的经济制度改革的结果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可是我们的改革总显得那么的缓慢和迟钝，并不是我们的政府不想改革，而是在一个完整的强大的政治制度面前，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改革都必须是小心翼翼谨慎又谨慎的，因为我们不能承担万一改动过大而造成的制度崩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过分的权力也使得政府在改变自身方面总是呈现消极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江朱充满失望和对胡温充满希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政治制度在可喜的进步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实政治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

想到邓老人家的“失误”，我常常联想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历史，美国人应该庆幸当1783年华盛顿解散军队选择不做美国国王的时候，当1787年立法者们在费城费尽脑汁为美国设计他们的宪法的时候，这些卓越的立法者为他们选择了一个有效的良好的有远见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美国能够沿着充满荆棘但是基本顺利的大路走到今天。中国没有这样的幸运，我们并不抱怨幸运没有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可是在面临今天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改革的重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