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虎事件

早就想写华南虎事件，不过我强迫自己冷却再冷却，终于冷却到真相大白了。千言万语想说，因为这件事太多可以说的了，比如这是一个典型的公民民主的博弈的结果，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件举证决定的结果，也是一个体现网络先进性的好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直到我看到了《日人民报》上面的社论——“‘华南虎事件’让谁蒙羞”，我突然发现我挺喜欢点评的，呵呵，下面我来点评这篇奇妙的社论：

    一场沸沸扬扬热闹了几个月的“全民打虎”闹剧，因为一张“年画老虎”惊现网上，至此似乎该画上句号了。

    遗憾的是，揭开“华南虎事件”本不怎么神秘面纱的，并非媒体“千呼万唤始不出”的权威机构的鉴定，也非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我想问问日人民报，权威机构是哪个？有关部门是哪个？为什么没有做出结论？)，更非“拍虎英雄”本人的良心发现——只要将“年画老虎”和周正龙公开的照片中的老虎虎纹对比，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有关专家与年画印制厂商也表示“有99%的概率是同一只老虎”(谁都知道的事情，陕西省林业局不知道，国家林业局不知道，国家林业局的新闻发言人更说我们不关心照片的真假。照片的真假都没有搞清楚，居然就花国家的钱组织专家大规模搜索了，甚至组织专家讨论要不要花钱建立保护区了，这真的是“我们不关心照片的真假”)。更有趣的是，现在连开始的“挺虎派”也直言“虎照为假”了。

    从这场闹剧的开始，就有很多人认为穷追虎照的真假是小题大做——为什么那么多弄虚作假的事没人管(能管吗？敢管吗？去湖南采访垮桥的事情，新华社和你们日人民报的记者都给打了，谁敢管？也就能管管这种无关痛痒的“小事”了)，而一个荒诞不经的造假却招致如此轰轰烈烈的穷追猛打？

    其实公众之所以对“华南虎事件”反映如此强烈，究其根源绝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有媒体指出事件背后暗藏的利益(凭什么代表公众？哪个公众说自己关注是因为暗藏利益？我怎么觉得公众更关注的是，对的就是对的，明显是造假的照片非要说是真的当全国的ps高手都是傻子吗？当全国的照相爱好者都是傻子吗？这明显是日人民报的一种手法，转移注意焦点，不行了就将过错推到更小的方面，比如推给镇平县。)：镇坪县将借虎势虎威大力开发旅游资源，而国家将斥巨资在140平方公里的镇坪小县建立一个华南虎自然保护区，这对地方来说绝对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镇坪县领导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似可理解，但当虎照被普遍质疑的时候，有关部门及专家表现出来的欲盖弥彰和漏洞百出的“不专业”表现，更加激起网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决心……(现在日人民报知道了有关部门和专家不专业？前面干什么去了？央视和凤凰卫视拼命拍摄误导观众说华南虎是真的的节目的时候，有关部门和专家到哪里去了？在国内各大媒体拼命关注这个事件的时候，日人民报哪里去了？现在出来马后炮，指责专家不专业，于心无愧吗？另外还是那个问题：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专家是哪个专家？)

    在诚信缺失成为我国社会一大公害，人们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日益困难时，仅凭着几张数码照片，开几场新闻发布会已不足以“服众”。(是该深思，真的不好糊弄了，诚信缺失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公害，动不动就将诚信缺失的帽子扣给了全体社会，这件事情里面到底谁诚信缺失？老虎拍摄者诚信缺失并不可虑，这是个人行为；广大网友心平气和的讲道理摆证据，毫无冲动的讨论，没有任何诚信的缺失；真正缺失诚信的是govern，不是吗？煤矿死个2、30个可以隐瞒否认追打报道的记者；黑砖窑最后也没有调查结果；股市上，今天还在开新闻发布会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不会收税，明天就收税了。这种大事缺失一下诚信也就算了，我们也没有指望其在如此大事上有诚信。可是如华南虎如此小事也诚信如斯，让我等小民该信任谁？是不是凡是govern公布的东西我们都该反着听呢？)要让越来越“不好糊弄”的公众相信真相，除了老实虚心的态度，还要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日人民报真是搞笑得紧，前面都说了是为了“暗藏的利益”了，现在又来要求有“暗藏的利益”的受益人有老实虚心的态度，有务实求真的精神，无异于痴人说梦。另外“让……公众相信真相”这个说法让我很不爽，你给出的就不是真相，竟然还要我们相信？真相是广大网友找出来的，什么时候成了govern给出的了？)与陕西当地有的政府官员、学者等急于为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盖棺定论的“作为”相比，权威杂志《科学》公布虎照时用了《“平面”老虎？》标题的“不作为”(丢人都丢到全世界了，还夸呢)就显得让人肃然起敬。这两种求证真相的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值得深思。　

    与有的地方官员的急功近利相比，国家林业局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尊敬。他们首先没有想当然地对照片真伪进行表态，而是组织专家赴当地进行野生华南虎资源状况专项调查。同时肯定了公众对陕西华南虎问题的关注，“表明了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体现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爱和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关心。”(原来有关部门是国家林业局啊！我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回答。1、“有关部门及专家表现出来的欲盖弥彰和漏洞百出的‘不专业’表现，更加激起网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决心”，这句话是前面说的，现在又来表扬有关部门了。调查清楚照片是不是真的，是林业局应尽的职责，这本来就是林业局的管辖范围。甚至国家林业局的下属单位陕西省林业厅都力挺照片是真的了，国家林业局可以不问照片是不是真的就花费纳税人的钱组织专项调查，甚至讨论准备建立保护区。前面的不作为和后面的太过于急切的有作为，真真正正的值得“表扬”。2、另外林业局不是没有对照片进行表态，他们的表态说，我们不关心照片的真假，这难道不是一种表态吗？3、“媒体‘千呼万唤始不出’的权威机构的鉴定”，“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刚刚才说了这两样东西没有令人遗憾，这该谁做？不就是林业局吗？遗憾完了，批评完了，然后再拿出来表扬一下，批评是假，表扬是真。不同的是前面叫做有关部门，这里叫做国家林业局而已。真正的好文采啊！)

    公众质疑的初衷无疑是善意的(公众又没有利益相关，干嘛要恶意？公众一直都是善意的，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恶意。难道公众和拍摄者有仇吗？难道公众和发布虚假信息的govern有仇吗？没有，公众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仅此而已，有何恶意？不仅仅初衷是善意的，自始至终都是善意的。)。但当他们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取真相的时候，就只能在网上掀起一场“全民打虎”运动(为什么只能在网上，我也想在报纸上，可能吗？网络上也面临封锁，可是因为华南虎毕竟是小事，所以各大论坛没有禁止这么做，如果像厦门散步那样把“华南虎”也搞成了敏感字眼在各大论坛封锁，把华南虎的真假也搞成政治事件，那才真的好玩了。)。与网民的“冲动”相比(网民的理性的成熟的，不停举证，温和而完全没有谩骂的求真务实的做法被日人民报扣上了“冲动”的大帽子，然后找了一个250硕士来肯定，真是令人贻笑大方。)，法学硕士郝劲松以司法途径追查“真相”更具标志性意义(我查到了这个郝硕士干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根据京华时报报道：“法学硕士郝劲松认为陕西农民周正龙所拍华南虎照片系伪造、欺骗了个人感情，在山西省定襄县人民法院对周正龙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周正龙公开道歉并赔偿1元精神损失费”。最近我们在被鼓吹法治，法治国家，什么东西弄到法院那里就是好的，正确的。不光是这个傻X的法律硕士这么想，最大的报纸也这么想。什么逻辑说华南虎欺骗了郝硕士的感情？又不是拍摄者用照片对郝硕士骗财骗色了。亏得日人民报还对其摇旗呐喊！)。道理很简单：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公民权利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去争取。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向政府机关“讨说法”的做法，更彰显了法治时代公民在解决公共问题时所应该表现出来的素质和理性(是啊，应该去争取知情权，宪法也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govern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可是郝硕士告的是拍摄者啊！醒醒吧)。

    “华南虎事件”似乎水落石出，但随后的追问似不该止步。如果造假仅属于个人行为，那么造假者已涉嫌骗取国家财产，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更严重的是，如果造假行为是有人授意、指使或合谋，那么公众期待的是，更多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国家林业局是个好单位，去查啊！陕西林业厅至今不承认照片是假的，值得尊敬的国家林业局怎么不调查一下自己的下属单位啊是不是这件事情的主谋啊？公众是期待真相大白，但是把公众扣上诚信缺失，扣上“冲动”的大帽子，肯定行政不作为的林业局，肯定一个250的法律硕士，让谁来给出真相？林业局？还是250硕士递状子的法院？法院竟然还要考虑受理这个案子，先把聂树斌的冤案的事情受理了吧，所有人都知道聂是被冤杀的，法院不受理，居然要受理这个250硕士的案子。哎)

谁说我们网民不成熟？谁说我们网民只会八卦、谩骂和造谣？这件事情很清楚可以看到，网络这个载体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性，任何事情都是举证说理在举证再说理，暗中符合了一个案子审理应该走的正规程序，一切用证据说话，网络的连通性把天南海北的证据集中到一起，真相大白了。在网络上，信息只要通畅，还有什么真相是不可以大白于天下的吗？那些让各大论坛设置不许讨论的话题的人，才是真相真正的阻挠者。

毛查丹玛东！神啊！

根据钱通社报道：

50年前的伟大预言：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50年前的伟大预言

嫦娥+ 伏虎，神啊。

一段就够了

一段就够王朔牛逼的了，何况还不止一段

原来的梦想也是相信有个幸福存在，有个人间天堂，一个公平的社会，人和人都互相信任，也值得信任，人和人都不互相消灭，一个无忧无虑，一个快乐无比，爱情根本不是事！没说平等，说的也是平等以后的社会。原来大家更相信一点，觉得地上的每一点亮儿都是那个梦想照下来的，都仰着脖子去接光，脖子晒热了，就觉得温暖；晒黑了，就觉得健康；烫皮儿了，梦更近了；起泡了，已经在梦里了，痛并快乐着；泡破了，露肉了，肉熟了，肉糊了，肉疼了，鼻子哭了，这都没走！走多不牛逼呀！走，多不爷们儿呀！必须死扛——必须的！聚光灯关了，爷们儿没的扛了，闪着爷们儿，爷们儿拧巴了，爷们儿生命不能承受之没东西扛。爷们儿玩火柴，爷们儿攒烟头，爷们儿屁暖床，爷们儿晒月亮，爷们儿管什么也瞧不见还站在那儿瞧，仰着脖子，瞪着白内障，叫信仰。

揣摩圣意，做好奴才

不要再抱怨 中阳电石太 的节目极度难看。除了 光电总急 这个和尚衙门要付责任以外，中阳电石太 的工作重点就是揣摩圣意，揣摩好了节目就能上，揣摩不好就等着停播吧，管你节目 人名群中 是不是喜欢看呢。我们把这种行为的人称为奴才。所以 中阳电石太 的本职工作就是——揣摩圣意，做好奴才。

这不是我说的，请看2007年11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对 中阳电石太 原台长杨同志的采访。实际上，从访谈可以看出，而且从我们十几年的电视记忆中也可以得到，杨同志管理这个奴才部门这几年，中阳电石太 有时候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媒体应该起的第四权力的作用的。虽然这种时间少得可怜，这种作用微乎其微，可是有时候还是令人鼓舞的。看看这几年自从新台长赵同志上台以来的《焦点访谈》，我们就能够明白，中阳电石太 又在积极的倒车了。就连《新闻调查》这唯一的保留节目也开始讲精神文明建设了，可悲可悲。连我们敬爱的柴静大姐也开始不写Blog了，自从在天涯上做了那个著名的对各个政government府的豪华办公大楼调查之后，可悲可悲。遑论美国的《新闻60分》呢？

另外，特别请注意关于“克拉玛依大火”那一段，我只能默默的纪念那些在火中丧生的孩子，以及默默的同情他们破碎的家庭。

下面是访谈全文：

[人物]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幕后“新闻”

南方周末   2007-11-01 15:07:33

　　■高端访谈　　
　　□本报特约撰稿　赵华　　
　　他曾是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掌舵者，在他任内出现了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他曾是舆论监督的倡导者，也是风险新闻的审查者。他推行央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新闻改reform革，也因此承受不可言说的压力。现在，他是一位轻松安然的古稀老人。
　　当台长：“人家服气不服气？”

　　记者：您当年是怎么到中阳电石太的？

　　杨伟光：我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到中阳广博店太当编辑、记者、部主任，然后到副台长，主管新闻。1985年7月份，广government电部副部长找我，说决定你到中阳电石太管新闻。我说我对广播已经很熟了，但我对电视得重新学习。我说我的同学就在中阳电石太，他们还没当副台长，就担心从广播里调一个人去，人家服气不服气。上级意思就是电视现在正在发展，很需要人，你还是过去吧。我这个人是党员，从来不讲价钱，他说过去就过去了。

　　记者：您刚到电视台做了些什么？

　　杨伟光：我们很小心，过来以后不能随便乱讲话。两个月后写了改进电视新闻的报告。一个就是要贯彻新、快、广泛性，那时候新闻太慢，下午三点一些活动结束以后记者不回台里，回家了。我说应该活动结束了回来编当天的新闻，他们说没关系，广播就是声音，就是文字，我第二天播出是有形象的，还是有人看。我说如果你有声音又有图象，比别人先播出不是更好？为什么要等第二天？1992年，实际是电视新闻逐步按规律有所突破，但是还不算深度改reform革，真正的改reform革是从1993年开始的。
　　1993年前的新闻突破：“彭leader真你是改reform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那1993年之前中阳电石太做了哪些突破的事情？

　　杨伟光：从1985年到1992年，新闻改reform革上有一些亮点，当时全社会影响很大。第一个是关于美国的挑战者号升空爆炸。按照我们以往编排，都是先国内后国外，这是一个规律，领leader导的位置放在前头，现在还是这样。但当时拿到这个新闻以后，编了六分钟，怎么放？各种意见都有，最后我们决定就放头条，而且六分钟，后面是李leader鹏表示悼念。当时觉得试一试，看看反映怎么样。结果社会上反响强烈，也有说这个国外事件怎么放前头？但是整个新闻界认为干得好，领leader导也认为可以。有些人说这是中阳台新闻改reform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记者：为什么后来很少见到《星闻连播》这样编排？

　　杨伟光：后来也有，但是没有那么轰动。记者：还有什么轰动的事呢？杨伟光：再就是1987年3月份，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当时正是反自由化，国际上认为中国倒退，当时中阳领leader导决定，利用这个会议解疑释惑，所以安排了八次座谈会，中government宣部副部长是报道组副组长，说杨伟光你看看怎么办？我们就提了一个方案，把八次座谈会现场录制剪辑播出，那是很大胆的。当然马副部长(编者注：马庆雄，时任广government电部副部长)通过了，艾部长通过了，然后拿到人大，人大激烈地争论，说那怎么行？实况剪辑播出，不得了。我说对领leader导同志现场的回答内容，加以整理，修理，然后领leader导看，第二天发。那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内可以不让人知道，但是外国人最尖锐的问题人家广播会放头条。那次有些问题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说一些记者问彭leader真，中国分改reform革派和保守派，彭leader真你是改reform革派，对此有何评论？

　　记者：这个当时也播出了么？

　　杨伟光：播出了。主要是他回答得挺好。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焦点访谈》：“中south海开了一次座谈会”

　　记者：为什么说电视新闻改reform革是从1993年真正开始？杨伟光：1992年底，那时候中government宣部丁关根同志主持工作，有一天新闻局的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中阳领leader导要求抓一些热点问题，重大的热点问题，要群众去发表意见，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平衡心态。对热点问题，我们过去有《观察与思考》，属于揭示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几起几落，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自由一点，出来反映情况，稍微紧张一点就挨批。1989年的时候就是挨批阶段，不敢谈问题了。到1992年底我想这些热点问题很难，如果这次是中阳的一个决策的话，光这么说不行，你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下达给所有的新闻界，我是根据你的来做。结果1993年春天中government宣部发了报告，里面把这个写到了。

　　记者：《东方时空》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来的么？

　　杨伟光：对。他们先录了一个叫《新太阳》的节目。我说你们的“新太阳”不好，老太阳是毛leader东，你是不是要否定毛leader东？我说不行。孙玉胜非常坚持，说这个好，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我说有这么多人，不一定按你的思路走，大多会按照政治的观念走，最后我说如果出了毛病，人家是不会找你的，肯定找我。后来提出一个“东方时空”，我说就这个吧。当时为什么说《东方时空》不能在黄金时间播出？因为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即使有问题也影响不大。

　　记者：一年以后又有了《焦点访谈》，观众们在那个时期感到了一种新气象。

　　杨伟光：那时候我们《星闻连播》后面有个15分钟的专栏节目，是好几个部门做的，社教、军事什么的，时好时坏，收视率很低，广告也没有多少。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热点节目放在《星闻连播》后面？后来就是《焦点访谈》。

　　记者：《焦点访谈》出来后内部反应如何？

　　杨伟光：出来以后不断有些小毛病，后来在中south海开了一次座谈会，对怎么办好《焦点访谈》进行总结。第一，必须实事求是，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要与人为善，报道这个东西不是出难题，是解决问题；第三个要连续报道，你既然揭露这个问题，人家不理你，这样社会效果不好，尽可能有结果；第四个，对一个地方不要过分集中，一个礼拜搞两三个，受不了；第五个，中阳开会的时候，节目不要点哪个人的名，这个很重要。如果那天点他，那是很难过，特别怕领leader导同志第二天讲话的时候说，昨天《焦点访谈》什么什么，那样不好。
　　《新闻调查》：“说明那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

　　记者：看起来当初《焦点访谈》的路子还是对的，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杨伟光：《焦点访谈》出来以后，很轰动，领leader导群众都关心。到了1996年，我想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深度的评论性的节目，要有像美国《新闻60分钟》这样的节目，这样才算改reform革差不多了。后来《新闻调查》方案就这么定了，然后开始操作。

　　记者：《新闻调查》节目曾经非常受欢迎，但现在也面临尴尬，有些老百姓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可现在舆论监督节目的成活率只有50％，这对《新闻调查》来说成本特别高，风险特别大。

　　杨伟光：这看你分析得好不好。我的体会，而且我认为很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来讲，而在于你怎么样讲。真正不能出题的很少，那是你把握不好。你们现在能有50％，毕竟还是50％，说明你那个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奔着80％、90％。

　　记者：1990年代前期的时候，那时《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报道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现在退得厉害，《新闻调查》也退得厉害，时代发展了，舆论监督反倒越弱了么？

　　杨伟光：当时抓社会问题，因为《新闻调查》一个礼拜才一次，矛头指向性不一定是哪个领leader导哪个单位，确实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焦点”有时候也是，做一点社会问题。现在有的省委书记、省长就怕查出来什么问题，影响他们再升官，影响他们的官位。

　　记者：您觉得目前做哪些选题更好？

　　杨伟光：还是要多发现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儿童教育有很多问题。一种是小皇帝谁都不能动，贾宝玉一样，贾母全包了。一种是望子成龙，什么家庭教师乱七八糟，你们能分析一下很好。还有我们的浪费现在太大。你找找浪费现象，做做题目看看。这个肯定能播。

　　记者：《新闻调查》以前有一段时间做鸿篇巨制较多，例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不知道这种选题是否来自您的趣味，还是栏目自己的选题？

　　杨伟光：你刚才讲的这些题目，让我选的话我不选。让杂志去登。
　　《实话实说》：“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

　　记者：从1992年到1996的新闻改reform革，主要是来自您个人的想法么？

　　杨伟光：我觉得客观上是这样。如果不是我当台长不一定有这个创新。因为很难的。我自己很注意把握。我讲“度”，我不激进，太激进非出事不可。还一个，我很多思想很多观点是得到丁关根的支持的，我跟他们汇报，他们认为很好。

　　记者：在实现您的这些设想时，当时有哪些困惑或者压力？

　　杨伟光：很难。做节目总体上我这样把握，因为我们每年不会干很多事，改reform革的事情都是我亲自操作的，特别是新闻，我的本行，我的优势。我长期形成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晚上就完成，我是一步一步走。这些改reform革里面，惟一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实话实说》。我提的是《新闻调查》，1996年的《新闻调查》。如果说我完成整个新闻改reform革逐步的深入，那么《新闻调查》是到了一个高峰。后来有人弄了一个《实话实说》，播了几期以后出毛病了，不是大毛病，小毛病，但是很伤感情。有一个例子，有个小孩，崔永元问他，长大以后什么理想？他说长大以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这本来也可以，结果崔永元问他，北京大学也还可以。这一句话观众不干了，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学，观众觉得这样瞧不起自己，一下来火气。我说你们注意一下别伤民族感情的，虽然不是政治问题。第二次又出了也是同类问题，第三次又出，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我说这样，《实话实说》节目不播了，先总结经验，一个月没有播，有人传了一个消息，说《实话实说》因为乱说，某个中阳领leader导有意见，停了，实际跟他没有关系。
　　新闻观：“太兴奋了会把事情做坏，太担心了也会把事情做坏”

　　记者：您当台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来自公关的压力，把某个节目毙了？

　　杨伟光：我不是没有枪毙过节目，我枪毙过。一个时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不然为什么要审查？最典型的一次，克拉玛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我看完这个节目，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说克拉玛依的群众情绪躁动得很厉害，我说这个节目播了以后，是会对当地群众情绪的一种平息，还是火上浇油？如果火上浇油的话，就不能播，如果能平息他们的情绪，不会闹事那就可以。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友愤怒起来以后，向领leader导施加压力。结果那记者哭着抬不起头。三天以后，中government宣部发出正式通知，克拉玛依有关报道不要再报，局势很不稳定。大家说杨台把节目压了是对的。

　　记者：您一直所说的新闻上的“度”有什么标准么？

　　杨伟光：这个“度”很难用尺子，要完全根据当时的政治气侯，观众的思想状况，和这个问题应该谈到什么程度来决定的。“度”，是一个很高的领leader导艺术，也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政治上的把握就是这样。很多人这么小的事情一下子做砸了，是不注意“度”的把握，太兴奋了把事情做坏了，太担心了也把事情做坏了，心态非常正常就把事情做好了。

　　记者：你们那一代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提供点经验吗？

　　杨伟光：我那代人一个是机遇比较好，大家心很齐。一天到晚全干活，就是把活干好。我们做事情都很认真。事实上是前一个改reform革为下一个改reform革已经铺垫了，让人有了思想准备，而下一个改reform革是前一个改reform革的必然的延伸。你想想，如果在1993年播《新闻调查》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1993年把《焦点访谈》放在《星闻连播》后面行不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东西要判断当时领leader导接受的程度，你要培养他适应这样，不断往下走。一句话，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