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易中天老师这篇文章，可以让妄想从故纸堆里富国强民的人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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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梦与梦魔
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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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卡尔?马克思
〇 刚刚学会与各国平等交往的“天朝国民”，却在屈辱中开始了“中国梦”。
有个问题想先问一下：世界上，真有“中国梦”吗？如果有，什么时候开始的？
恐怕得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之前国人的心目中，只有“天下”，没有“中国”。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在中国人这里是“天朝”；中国人说的“中国”，则或者指天下的地理中心，比如“夏者，中国之人也”（许慎《说文解字》）；或者指天朝的政治中心，比如“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陈寿《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按语）。但无论哪一种，都跟我们现在讲的“中国”，不一个意思。
显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国际社会之一员；传统意义上的“天下”，却是整个世界。天下的产权是天的，治权则属于天子。天子是“天之元子”，奉天承运，因天的授权而统治天下臣民。这个治权是遍及海内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东方和西方，在理论上都是天子的“王土”；华人和洋人，在理论上也都是天子的“王臣”。既然如此，又哪有什么中国和外国？也只有中央与地方、天朝与番邦。
番邦，就是“蛮夷之邦”。它的性质属于“邦国”，地位低于“天朝”。所以，其使节来华，见了天朝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皇帝说话的口气，也像对待自己的臣僚和子民。比如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文书，便开口就是“咨尔国王，远在重洋”，以及“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云云。这些话在今天看来，真是哪跟哪呀！
但这就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观”。甚至就在1840年，道光皇帝有关中英争端的上谕中，使用的仍然是“剿”、“抚”之类的字眼，就像当年大宋王朝之对待宋江、方腊。可是这种观念，1840年以后，就被西方列强的炮火炸得粉碎。《南京条约》规定，以后大清与别国公文来往，应该称为“照会”。意思很清楚，国与国是平等的，别老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也别老是把我们叫做“蛮夷”和“鬼子”。这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我们中国人，竟然是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学会跟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
然而接下来的却是屈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样的事不能尽数。但有两件，却不能不说，一是甲午战争（1895），二是巴黎和会（1919）。前者导致了戊戌变法（1898），后者导致了五四运动（1919）。比较而言，巴黎和会给国人的心理刺激，似乎又更大。因为被“蕞尔岛夷”（日本）打败，虽然耻辱，却毕竟是败了，不能不含着眼泪签那《马关条约》。可这回我们也是“战胜国”呀！当时，与会国的代表名额分为三个等级：一等国五名，二等国三名，三等国两名。中国政府几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五人组成的代表团。结果到了会上，才知道我们是“三等国”，只能派两名代表，连后来争到“二等国”待遇的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都不如，更不用说还可能要陪上一个山东。这真是奇耻大辱！
没办法，弱国无外交。惟一的出路，就是自强。
中国梦，开始了。
〇 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称为“强国”，也才能成为“强国”。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梦”，主旋律无疑是“强国”。这几乎全民的共识。问题是，何为“强大的国家”，我们又怎样才能“强大”？
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对此有不俗的认识。据 秦晖教授《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2010年6月17日《南方周末》），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那些明白人，比如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谭嗣同等，都几乎一致认为，所谓“强国”，决不仅仅就是船坚炮利、财大气粗，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文明、道德高尚。因为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称为“强国”；也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成为“强国”。
这无疑堪称“远见卓识”。由于这样的见识，“中国梦”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起点。
剩下的问题是“怎么办”。
晚清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是“像西方人那样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以前是中国，现在却是欧美。为什么？因为老祖宗创造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理念，在秦汉以后被“败家子”们丢得精光，却在西方开花结果，大放异彩。比如虚君共和，不就是“民贵君轻”吗？竞选制度，不就是“选贤与（举）能”吗？国会议员，不就是“为民请命”的乡绅吗？美国总统华盛顿，不就是“禅让天下”的尧舜吗？所以说，“三代”（夏商周）已经不在中国，跑到欧美去了（仍请参看前引秦晖文）。
哈，看起来是很像，但经不起推敲。比如郭嵩焘说，英国因为“仁爱兼至”，所以“环海归心”，就未免“走火入魔”。谁不知道，英国那些海外殖民地，是他们抢来的、霸占的？又比如，他们说西方人彬彬有礼，西方社会井然有序，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也是“自作多情”。西方人，什么时候学过周公那一套？再说了，所谓“讲礼让”，人家是“女士优先”，咱们是“领导先走”，一样吗？
何况还有不能“对号入座”的。三权分立，相当于什么呢？三省六部？政党轮替，相当于什么呢？改朝换代？还有宪法，又相当于什么呢？总不能说“四书五经”就是。至于参众两院，更是无可类比。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相反，这些人在当时能有那样的见解，已经非常了不起。他们是中国梦最早的践行者。我们在致敬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他们！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先行者们，在开始自己“中国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三皇五帝、汤武孔孟？也只有一个原因──传统的力量。马克思早就说过，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晚清的先贤们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梦，是有“底色”的。这个“底色”，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还要来回顾一下，此前的中国人，又曾经有过怎样的梦想。
〇 大同、小康、治世，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做的是“天下梦”。
天下梦与中国梦，有什么不同？中国梦，想的是“中国怎么样”；天下梦，想的是“人类怎么样”。前者是关于“国家”的愿景，后者是关于“社会”的理想。
那么，怎样的社会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这两个概念，是儒家的经典《礼记》提出来的，在《礼运》篇。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同”是“天下为公”，“小康”是“天下为家”。表现为权力的交接，政权的交替，前者是“禅让”，后者是“世袭”。显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认为，美国式的共和联邦制，比君主立宪制好。君宪制当中，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又比日本式的“实君立宪”好。
当然，这不是统治者的想法。他们最希望的，是一成不变。万不得已，才学日本，至少得有个“万世一系”。总之，晚清时期，是统治者选择实君，维新派喜欢虚君，革命党主张共和。因为只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然而，历史上的所谓“大同之世”，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点是“家天下”。这当然比“公天下”差，但也还对付。至少在后世儒家眼里，比秦汉到明清好。因为小康时代实行的，是周公创立的制度，包括宗法制、封建制和礼乐制。宗法制是社会制度，封建制是政治制度，礼乐制是文化制度。社会、政治、文化，三位一体。一以贯之的，则是这样一种政治思想：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这同样为儒家所推崇。不妨说，在儒家眼里，大同之世是无忧无虑，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说，实在不行，能回到东周，也不错（《论语?阳货》）。
遗憾的是，就连这个理想，也都成为泡影。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进入了帝国时代。如果说“大同之世”实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实行的是“王道”，那么帝国时代实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权，国家专政，君主独裁。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谭嗣同他们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学”（《仁学》之二十九）。这时，“无忧无虑”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过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错。
因此帝国时代中国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谁能帮我们实现这理想？除了老天爷，就是圣君、清官、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错。两个都没有，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果连侠客也找不到，便只能去读武侠小说。这其实是越来越没有指望，难怪谭嗣同他们要痛心疾首了。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天下梦：大同、小康、治世。它们寄托了理想，也表现出无奈。因为谁看得出来，这三个梦，是每下愈况，一蟹不如一蟹。但这没办法。理想不能实现，就只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只能从这“梦境”中走出来。
于是，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梦，就有了新的版本。
〇 人民公社的梦想在“大同”，原则和构架却来自墨家。
新版本的主题，仍然是“大同”。
实际上，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天下为公”四个字，何曾一日忘怀？只不过，有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也有一个何时实现的问题。1949年后，中国大陆进入和平而统一的时代，毛泽东就觉得应该“只争朝夕”地做起来了。
于是便有了“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挥之不去的影子。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这是财富“不必藏于己”（此处及以下引文均见《礼记?礼运》）；社员参加集体生产，这是劳动“不必为己”；办食堂、学校、敬老院、幼儿园，定“五保户”，这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员过着集体生活，自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村与村、社与社之间，当然都“讲信修睦”。至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就连“选贤与（举）能”，也部分地做到了，尽管只限于选生产队长。
人民公社的样板，是大寨。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大寨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齐崭崭；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农民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当然“梦里也笑声甜”。只不过我有点纳闷：这种“银光闪闪喜气多”的景象，跟改革开放以后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什么两样呢？这里体现的，究竟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也许，小康与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脉相承吧！
因此我猜想，当毛泽东吟诵着“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或者大笔一挥写下“人民公社好”时，他眼前浮现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图景。
然而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个“理想社会”。人民公社的原则和构架，恐怕更多地来自墨家。墨家也是向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里，那是一个“兼爱”而“尚同”的社会。它的分配原则，是自食其力，按劳取酬；它的人事制度，是各尽所能，机会均等；它的人际关系，是相亲相爱，互利互助。这，就是“兼爱”。至于组织纪律，则是个人服从团体，下级服从上级。“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领袖）一声令下，墨者（门徒）“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这，就是“尚同”。所有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则”吗？
甚至就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部参加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等等，在墨家那里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饭，草鞋布衣，劳作不止。他的学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脚长满老茧，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以我曾半开玩笑地说，墨子恐怕是个“社会主义者”（拙著《我山之石》，广西师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庄、商韩，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贴近下层人民和弱势群体。何况秦汉以后，墨家还变成了“地下党”。农民出身又领导革命的毛泽东，与之产生共鸣，或者心照不宣，一点都不奇怪。
法家那一套，既适用于“强国”，又适用于“阶级斗争”。
奇怪的是毛泽东自己并不这么说。他的说法，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会主义加法家路线”。这就又与晚清诸人迥异。他们的主张，可是“孔夫子加华盛顿”，即“资本主义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法家，对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齿。谭嗣同就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仁学》之二十九）他还认为，就是这一套，害得我们在世界各国眼里，变成了“蛮夷”。长此以往，还会变成猿猴、猪狗、蛤蟆、河蚌（《仁学》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么要得？
谭嗣同的这些话，毛泽东不会不知道。何况先秦诸子中，法家可是最现实、最功利、最没有梦想的。社会主义也好，人民公社也好，与法家何干呢？
是不相干。但“强国梦”，与法家相干。
法家是主张强国的，而且能够强国。当年秦国的崛起，就是证明。实际上法家的那一套，确实管用。它对内有利于巩固政权，对外有利于国际竞争。这就很能打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中国梦”，包含着两个内容──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富国强兵的“强国梦”。前者考虑的是社会的命运，后者考虑的是国家的前途。这两个问题，都是他要考虑的。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会只考虑“中国怎么样”。他也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又必须考虑“中国怎么样”。中国必须怎么样？强大。谁能让我们强大？儒家能吗？墨家能吗？道家能吗？不能。谁能？法家。
何况法家的哲学，还是“斗争的哲学”。先秦诸子，墨家讲逻辑，其他三家讲矛盾。但儒家讲矛盾的统一，道家讲矛盾的转化。讲斗争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讲的斗争，还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很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也很对他的脾气。他，可是认为与天、与地、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能够为“阶级斗争”的纲领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无论强国，还是大同，都必须搞阶级斗争。“马克思”和“秦始皇”，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结果，则如众所周知，强国梦没有实现，国民经济反而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同梦也没有实现，反倒是“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可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人民公社破产了，文化革命失败了。留下的，是一堆问题。虽然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其中的教训，难道不该反思吗？
〇 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
表面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两码事。但内在的联系，却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号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为公，一以贯之的，不就是一个“公”字吗？
当然也有差别。传统意义上的“天下为公”，主要讲的是权力问题，即“政权乃天下之公器”。毛泽东，却似乎还要把财产和心灵都“归公”，都“公有化”。这才有了城里的“公私合营”，乡下的“集体所有”；也才有了“文革”当中的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然而马恩却是重视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更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界定为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取消个人权利，限制个体自由，决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法家的主张。法家甚至认为，一个国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许两种人存在，这就是农民和战士。因为农民可以种田，战士可以打仗。显然，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么权利，讲什么自由？
法家不讲的，儒家也不在意。据 金观涛先生检索，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而个人、个性这些概念，则要到五四以后才为国人知晓（请参看秦晖《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显然，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毕竟，中国文化是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所以，儒墨两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强国”也好，都不讲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法家甚至还要剥夺。
这就只能让人苦笑。前面说过，从晚清的有识之士，到后来的革命党人，都认为美国的制度最好，英国次之，日本又再次。因为美国的制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美国，恰恰最“个人主义”。没有所谓“个人主义”，就没有《独立宣言》，也不会有《联邦宪法》，更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个人，是可以忽略的吗？
幸亏还有道家。
道家也讲“大同”，但与儒墨两家有别。儒家的“大同”，是领导海选、权力禅让的“尧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长领着大家干活，有意见逐级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却是不要领导，或形同虚设。人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想干嘛干嘛，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看来，同样是“大同”，道家是“个人主义”的，墨家是“集体主义”的，儒家则是“折衷主义”的（既要统一意志，又要个人自由）。这可真是“一个梦想，各自表述”。实现“中国梦”，我们并非只有一种传统可以借鉴，可以继承。
只可惜，道家的这个传统，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〇 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上流行喇叭裤。某大学校方担心自己的学生受到“精神污染”，便在醒目处贴出标语进行规劝：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学生们则在标语下面贴了张纸条：请问什么裤吹得响？
这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听说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十年以后，却有了别样的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头十年，胆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显著，以至于全国人民争相学习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
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广东。
作为“天高皇帝远”的南国省份，广东历来就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个“自作主张”的地方。“鸟语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花里胡哨”的奇装异服，所有这些，都让“中国之人”把广东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这“教化不及，政令难达”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着非凡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敢为天下先”。这一回，只不过再次表现出“食头箸”的精神而已。
这当然不能归功于喇叭裤，却应该归功于广东对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现在，广东也仍然是舆论最新锐、环境最宽松的地方。这才有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广东经验”，有了关注民生、自由言说的“南方视角”。事实证明，尊重公民权利，保护个性自由，不是离“大同”更远，而是离“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没有了个体的差异，就不可能有“和谐”，还说什么“大同”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中国梦”，我们又为什么要“强国”？如果国家强大以后，或者为了国家的强大，我们的人民，连话都不能随便说，饭都不能随便吃，衣服都不能随便穿，这样的“强国梦”，我们做它干什么？
国家富强，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无数个“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的幸福，就没有人民的幸福。这就首先要让全体国民，都成为“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人，充分地享有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如果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把这些“个人”都变成既没有“独立人格”，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齿轮和螺丝钉，那么，组装起来的，将是一架没有人性的机器，一架杀人的机器，毁灭人类的机器。大同梦也好，强国梦也好，全都将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自己的反面。
实际上，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公民获得了越来越多选择的自由。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经商，大学生可以自主择业，所有人都可以跳槽。当然，这些选择，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动。但能够选择，敢于选择，就是成功。
更何况，无论五四以后“我的婚姻我做主”，还是现在“我的职业我做主”，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原则：我是公民，是独立的个人。我的权利我主张，我的事情我做主！
这是何等伟大的解放啊！
〇 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与此同时，中国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根本的变化，是我们不但可以有国家的梦想，也可以有个人的梦想。比方说，自己的公司可以发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国，自己的工作可以调换，自己的户口可以迁移，甚至不过是自己的冤屈可以有地方申诉。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必“集体做梦”，也不必在同一个框架和范围内考虑“个人问题”。我们可以各想各的，甚至“同床异梦”。
其实，从天下为公的“大同梦”，到民富国强的“强国梦”，再到自我实现的“幸福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社会、国家、个人，原本就是三位一体的。社会不稳定，个人难发展；国家不强大，个人没前途。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又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背离了这个目标，则一切均无意义。天下梦，中国梦，个人梦，岂非互为前提，彼此成全？
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经过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大同梦和强国梦，都未能很好地实现，甚至适得其反？就因为过去这两个梦，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每个中国公民的“幸福梦”。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谁知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只有把每个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才真正成为可能。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让我们意识到的。
于是我们对“中国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认识。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这就既要植根于我们的传统，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实上，人类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价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认识这些价值，我们就会发现，曾经被“各自表述”的“天下梦”，其实不过“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实不难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关键是，强国梦和幸福梦，融为一体了吗？
这就只能靠我们共同努力了。实际上，中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现“中国梦”，既要追求，又要反思，更要实践。只要有越来越多的践行者，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我们就总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
也许，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
这个梦可以实现。
这个梦应该实现。
2010年7月24日 初稿
2010年7月25日 二稿
2010年7月26日 定稿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陈明洋先生多次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刊载于2010年8月5日《南方周末》第23版，责任编辑平客，发表时有删改。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