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1993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之前十名

《1975-1993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下面简称百佳专辑）是台湾大学《台大人文报》的前后任主编马世芳、吴清圣发起，由马世芳的母亲，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播陶晓清全力筹办，从1975年到1993年台湾出版的几千张专辑中筛选出几百张，并由近百位台湾音乐人（制作人、歌手、乐评人等）经过初选、评分复选，选出的百张最佳专辑。我想，这是台湾自新民歌运动以来，到1993年为止，最宝贵的一份音乐财产。

（我在看百佳专辑评选的背景介绍的时候，想到，和台大齐名的北大，有数十上百个社团，到底为我们的社会留下过什么呢？作为曾经的北大人，我很羞愧。）

我近一段时间以来，把这个百佳专辑前十名的专辑大略听了一遍，其中罗大佑、李宗盛和崔健的专辑我非常熟悉，苏芮的专辑的歌大部分都非常熟悉，李建复、齐豫、潘越云只有少数歌比较熟悉，其他专辑特别是闽南语专辑我是第一次听。

听完这十张专辑，我在想，在台湾那个弹丸之地，流行歌曲能够破土而出，蓬勃发展，产生了滚石、飞碟这样值得人起立致敬的音乐制作公司，培育了罗大佑、李宗盛、侯德健这样的非凡的音乐制作人，在华语地区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而本土流行音乐几乎同时萌芽的大陆呢？

（罗大佑、崔健、李宗盛、侯德健组成一个纵贯线多好啊～嘿嘿）

下面是我对这十张专辑的评价。

台湾百佳专辑，第一是罗大佑人生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年轻的罗大佑进行的还是“之乎者也”的文化批判。甚至青涩的罗大佑一边批判“所谓民歌者是否如此也”，一边却写出了《乡愁四韵》这样新民歌的作品。我想了想，我为什么如此热爱罗大佑，因为他的歌是有灵魂的歌。华语歌坛能赋予歌灵魂的人不多。

台湾百佳专辑，第二是苏芮的《搭错车电影配曲》。就像乐评说的，这张最遗憾的是侯德健的《酒干倘卖无》由于戒严时代严苛的审查，仅保留了纯音乐演奏（再版加上了）。侯德健是一个在两边都不待见的人，但是当年却是一个真正的人。

台湾百佳专辑，第三是齐豫的《橄榄树》。可以听出齐豫当时唱法的青涩。整张专辑太新民谣了一点儿，有点儿犯无病呻吟的“病”。只喜欢《橄榄树》这一首歌，其他歌听听不错。

台湾百佳专辑，第四是潘越云的《天天天蓝》，对潘越云没有感觉。里面的《凝望》还不错，唱得人比较心酸，像一个被甩了的人呢呢喃喃。很像刘家昌的风格，可惜不是刘家昌写的。

台湾百佳专辑，第五是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李宗盛是我热爱的另外一位“有灵魂”的歌曲制作人。蔡康永说过这张专辑是他去洛杉矶唯一带的一张华语专辑。当年在父亲的瓦斯行送瓦斯的小李，“这样的日子在我第一次上综艺一百以后一年多才停止”，何尝想到变成今天的大哥呢？

台湾百佳专辑，第六是林强的《向前走》。对闽南语歌一直没什么感觉。虽然不得不承认闽南语比较适合婉转唱法，但是在婉转得泛滥的时候，突然听到林强这张老专辑竟然带点儿摇滚风格，一点儿也不婉转，确实很令人惊喜。

台湾百佳专辑，第七是李建复的《龙的传人》。终于有一个新民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了（李宗盛不算）。呵呵，新民歌运动，声势浩大，纪念意义非凡，但好歌不多，毕竟是大学生们弄出来的，太文皱皱的了，一看到配乐诗我就想笑。“龙的传人”这个歌又是侯德健的作品，侯大师为什么要去新西兰隐居呢？

台湾百佳专辑，第八张是崔健的《一无所有》。不要疑惑，就是崔健！1986年，崔健一身流氓匪气站在工体的舞台上用完全不同的嗓音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的时候，中国的艺术舞台上终于不再只有官定艺术的身影。

（我一直记得崔健在“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合唱中show了一段霹雳舞，视频里似乎没有这段，是我记错了吗？）

台湾百佳专辑，第九张是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我想，确实只有罗大佑配得上在前十入围两张。如果说《之乎者也》还略显青涩，《未来的主人翁》则是更加深刻。“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在黑暗之中枪杀歌手“、“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近30年后的今天，这些呐喊还是那么振聋发聩！

（新浪乐库中，没有罗大佑版本的《亚细亚的孤儿》。怕什么？就是因为有“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一句吗？还是因为这首歌曲写作的背景？一首近30年前的老歌有那么可怕吗？一首歌在海峡对岸经历了被禁解禁的过程，这又要在这里重演吗？30年了，进步了什么？）

台湾百佳专辑，第十张是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又是一张闽南语专辑，我完全听不懂，只有看歌词。我觉得歌词俗俗的，但是谈论的却是严肃的社会话题。其实，这张专辑从歌词上看比罗大佑更接近于台湾底层社会，在某些方面对社会的批判也更加深刻，但是限于语言，没有在更广泛的华语地区造成影响。

我的抗战

我要讲的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的爷爷的父亲，抗战时随当保安司令的兄长在肇庆任国军广东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长。我爷爷是其长子，广州的家被日本人占领，不愿做亡国奴的他，1943年考入已经迁到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1947年毕业，坐着当时还很罕见的飞机到重庆工作，遇到我奶奶。

我奶奶的父亲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家在沈阳，奶奶在沈阳出生，亲历了九一八后日军占领沈阳。虽然那时候小，但是奶奶清楚的记得一家人随同东北军挤着火车从沈阳逃离的情形。东北军逃离到北京驻扎，生下了我的大舅爷（大舅爷在重庆长大后，又回到北京读书生活，真是命运之奇妙）。东北军奉调到西北包围延安，我奶奶一家人到了西安，我的小舅爷在西安出生。奶奶的父亲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奶奶还清楚的记得西安城的戒严。据奶奶回忆，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全体解除武装，东北军流传一个歌谣，大概内容是：要抗日，到延安跟着毛泽东。但是，奶奶的父亲拖家带口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弃家庭只身前往延安，便选择落脚到了陪都重庆，我小姨婆在重庆出生。至此，我奶奶在重庆上学、工作，遇到我爷爷。

我外公的父亲是江苏的小店铺老板。可能是苛捐杂税，也可能是日本人的关系，我外公上山组建并领导了游击队。据外公说，他们游击队的政委是共产党，所以他很早就是共产党的队伍。但是，正式的收编是皖南事变后，陈毅和粟裕奉命组建新的新四军，至此，外公加入了粟裕的部队。由于家传的小店铺老板的技能，外公在粟裕的部队担任了中级后勤军官。不知道为什么，外公常说自己是粟裕的部下，而从不说自己是陈毅的部下，我对民国史研究不够精进，可能确实错把陈粟一体了。在抗日中，外公的腿中过日本人的子弹，也上演过李向阳式的乔装到城里为抗日武装置办后勤物资的传奇。后来，抗战胜利后，外公在山东工作，可能参加过淮海战役。外公淮海战役后被重新编入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出任银行学校的校长，遇到我外婆。

我外婆的家庭是贵州兴义的大地主。在封闭落后的山区小县，外婆受在昆明读书的哥哥的影响，却有着当时青年妇女少有的进步思想。她毅然与自己封建落后的家庭决裂，迈着一双还未缠好的小脚，跋涉丛山峻岭，从贵州西南一隅的兴义独自来到贵州省会贵阳求学。后来，她直到遇到了我外公。从时间推测，在女人尚要裹小脚的封闭落后的山区小县里，进步思想可以传播到我外婆这样的地主家闺中小姐也得以知晓，显然得益于全民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宣传。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原本各自生活的地域、家庭背景差异巨大。我的爷爷来自南方，他的家庭是典型的国民政府官僚豪绅；我的奶奶来自北方，她的家庭是典型的失意东北军家庭；我的外公来自东方，他本人是典型的共产党人民军队军官；我的外婆来自西方，她的家庭是偏僻地区的大地主家庭，她本人却成为了一个进步学生。

我常常在想，要是没有中国这场社会巨大的动荡，我的爷爷很可能在广东谋得一个职位，娶一个同样是国民政府官员的女儿，平静的过这一生；我的奶奶可能还在沈阳家里，给自己的父亲母亲早晚请安，然后嫁给一个东北军下级军官，平静的过这一生；我的外公可能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小店铺的老板，娶一个当地的姑娘为妻，平静的过这一生；我的外婆可能继续缠完小脚，包办婚姻嫁给另一家大地主的儿子，平静的过这一生。

然而，因为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的大动荡，他们的地域和家庭背景的差异都突然消失了，他们都来到了重庆这个之前和他们毫不相关的地方，走到了一起，然后有了我的父亲、母亲，继而有了我。

这就是我，一个普通人的抗战。也许这几个故事稍显平淡，并不波澜壮阔，也并不感人，没有家破人亡，没有妻离子散，没有生离死别。但是，即便是这四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或者是中国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在平淡的故事下，却掩藏不住国家巨大动荡所带来的颠沛流离、流离失所。在国家的动荡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难以揣测。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影响了无数普通家庭，这个影响至今还未消散，这个影响以我这样的方式继续发挥着作用。我想，这就是我们铭记历史的原因。战争如此的残酷，不要再让任何人回忆起自己的先辈的时候，感叹于先辈的命运多舛。希望任何人回忆起自己的先辈的时候，都能够说，那是一段美好而平静的生活。

下面附一段我的七爷爷记述的抗战结束后的一段往事。

记得1945年8月底，我和维乐兄随父亲回广州要回豪贤路41、43号房子的情况：当时日军未解除武装，国民党新一军已进城，豪贤路两头，一边有新一军站岗，一边又有日军站岗。我们的家当时作为日本军官宿舍，住着几家日本人。回到自家门口，我们叫门入屋，说明要收回房子，日军家属也不敢说什么，我们进去后找定两间空房间安置好，即将带回的国旗准备挂出去，正挂间，一全副武装的日军官回家，（腰间佩大刀、手枪）走到我们挂旗的房间口张望，（当时街上、屋里亦没有几个人）我们心里紧张极了，怕他一拔出枪或刀来这下可完了。好在，此人亦认输，站了一会就回到自己的住处，我们坚持将旗挂起来。当晚还有一日本商人过来找父亲笔谈，我记得其中写有“中国，日本友好！美国大大的坏”等字句（因为不久前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过了一、二天，有卡车来将日本人送走，转到集中营运送回国去了，从此，豪贤路李家房产全部回到我们自己手中。

学术翻译

先来读读何帆老师在《匆匆与生活讲和，岂非负了少年》中的几段话：

来源：http://hefan.fyfz.cn/art/713901.htm 或者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frankhe1978/archives/365339.aspx

“台湾大学王兆鹏教授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这样一则轶事。1992年，王先生尚在芝加哥大学准备期末考试，意外发现几名日本同学正手捧日文书翻读。他暗自纳闷，大考将近，大家都忙着啃英文判例，这帮人怎么还有心情读日文书？后来向一位相熟的日本同学打听，才知道美国最高法院许多重要判决，早已被日本学者同步翻译为日文出版。因此，日本学生只用读母语，就能轻松应付美国法学院的考试了。王先生对此艳羡不已，感叹中文世界实在罕有这样的热心人。
　　当然，在海外判例编译方面，台湾现在可一点不输给日本。2009年11月，我在台湾考察司法改革情况，发现当地“司法院”从2000年起，就已组织专人翻译美国、日本最高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的最新判例。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宪法判决选译》已出版到第六辑，几乎涵盖了近半个世纪所有重要判例。“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也从1995年起，以3年为一个周期，连续出版了四辑《美国最高法院重要判决之研究》，对重要判例逐一进行了学理阐释。
　　在台湾，我曾问一位法官，你们编译这些判例的价值何在？因为对外国最高法院判例感兴趣的人，会自己从网上下载原文阅读，而没兴趣的人，即使你翻译得再通达流畅，也不会多看一眼。这位老兄笑着说，总有一部分人是对判决有兴趣，却没时间阅读原文的。如果这些判例对一个法官处理案件，一个学者建构理论，一个学生思考问题有所启发，就是翻译价值的最好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引介，甲国法官可以见证乙国法官对相似问题的推理演绎，洞悉乙国法治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长此以往，对甲国法治亦是一种促动与推进。”

我其实不是想说法律的问题，是想说学术文章的问题。我一直感叹，为什么我们的学术文章没有任何专人组织翻译工作？至少在计算机领域，IEEE与ACM部分期刊与会议辑每期都应该组织专人翻译才对。

甚至更可悲的是，国内学者所撰写的大部分高质量的学术文章都是以英文撰写发表在英文期刊会议上。只有质量二流的成果才会想到发表在中文期刊会议上。我这个话并不是胡说，在我所研究的领域，我查出来的中文的文章90%以上都是对国外经典文章所介绍的方法的简单应用或者甚至就是粗劣的翻译。

可能有人会问与何老师文章中提到的同样的问题：一个人愿意看专业文献自然会去看英文的，不愿意看连中文的也不会看的，为什么还需要翻译？我想台湾那位大法官的回答只是从学者的角度考虑的问题。从更广大的普通人的角度考虑，翻译这件事情是有极大意义的。

首先，公众需要科学专业意见。我有一个亲身体会，上次被狗舔了之后，我非常惧怕狂犬病，那么我就习惯性的上网搜索，我看过了网上流行的资料，基本都是胡说八道和重复抄袭。后来我想起去万方和维普看看，几篇专业文献对我的帮助比几十上百页网络资料对我的帮助大得多，虽然这几篇文献在我看来还没有达到优秀专业文献的水平。

其次，我们的社会从来就缺少一种科学的专业意见，从地震预测到转基因食品，谣言甚嚣尘上。从公众到记者都不知道在哪里去找专业意见。有的媒体需要专业意见就去找专家，然而这中间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专家只是一个方面的专家，而在分工细致化的今天，一个方面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专家的意见就能作数的，应该是这个领域群体意见才比较准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应该广泛阅读研究相关方面的文献的原因。第二个问题，专家说的显然没有专家写出来的更能表达其真实意思。学术文章是有一定写作规范的，最简单的起码应该有支持结论的证据，比如数据，显然类似数据这类证据是不适合在访谈类节目这种媒体形式中呈现的。

大部分公众和媒体是不会去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而中文专业文献是让公众和媒体获取科学专业意见的一个非常良好的途径。而现在中文专业文献的质量令人失望，亟需改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可能组织专门人员翻译每个领域的优秀文章并不现实，但是为什么不能办一些杂志，专门接收国内学者在国外期刊会议发表的英文文章的译文呢？翻译工作可以由学者自己或者学生做。我问过一些人，问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如果精确的写成中文需要多久，大概的估计都是一个星期，其实并不很费时间的。

甚至，制度可以这样规定，要评职称要得到奖励，任何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都应该在国内相应的上述专收翻译的期刊或者出版物上用中文发表过，才能得到相应的承认。而上述专收翻译的出版物只负责校对翻译的质量，而不进行学术审查，纯粹相信国外期刊或会议的学术审查。这样发表周期会很短，不会加重学者和审稿人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