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蒋经国 zz 并纪念胡耀邦

昨天是胡耀邦逝世20周年，对这位中科院的前第一副院长，我不方便多评价什么，只是引用有人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是必要的，对他们最大的尊敬，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为着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而努力，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另外转贴一篇纪念蒋经国的比较浅显的文章，以纪念胡耀邦。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相同的，只是前者成功了，而后者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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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27078

记住蒋经国

作者: 长平 2009-04-15 22:22:45 来源:南方周末

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台湾社会高调纪念。作为大陆人，不仅要看到这与马英九当局寻求历史资源、突破现实困境的意图有关，还要了解台湾民众对蒋经国情真意切的怀想，更应检索蒋经国留下的历史遗产，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回想三十年前，蒋经国的名字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大陆社会是“独夫民贼”的代名词。时至上世纪80年代，从流行音乐开始的文化欣赏，由老兵回乡看到的物质落差，让大陆人对台湾及其领导人的印象有所转变。经历了一个模糊期之后，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蒋经国的亲民作风，知识分子则认真对待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在台湾人的怀念声中，去回顾那一段曾经被遮掩的时光，把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当作共有的历史镜鉴。此番知人论事的经历，也体现了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

蒋经国一生政绩之中，如今最容易被大陆人说起的是，他在民间呼声的压力之下，又顶住官僚体制内的反压力，打开了老兵回乡探亲的大门，为两岸的政治和解铺垫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这固然发自于他“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的游子情怀，但我们更应该赞赏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见识。就个人际遇而言，一方面他对故土的思念难舍难弃，另一方面他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他的政治身份更是一位台湾的领导人，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还给台湾民众，是他的政治职责。

在大陆最无可争议的是，蒋经国执政台湾期间，于困顿的政治境遇之中，苦练内功，力振经济，让台湾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人均所得从486美元攀升到5917美元。他的“十大建设”虽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也受到破坏环境的诟病，但是由于搞活了民间社会，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电子科技作为导向，更刻意消弭贫富差异，钟情乡村建设，当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而光彩熠熠时，全世界更多地对它投以赞美的目光。

我们更不应该回避的是，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政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尽管他一生尽享独裁专制的盛宴，也依靠特务军警维持着并非民选的政权，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荣耀，到晚年还隐隐感到了耻辱。他明智地告诫身边的人：“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时，他的幕僚之中很多人沿袭专制的思维，要求进行镇压和逮捕，但是他予以回绝，留下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警语。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利用权柄维护了民众反对的权利和自由。

蒋经国辞世之后，台湾经济和政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崎岖坎坷，乌云弥漫，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政治功绩。即便现实再糟糕一点，他对于民生和民权的认可和维护，也永远值得历史深刻铭记。何况，他的做法已经推动而且必将继续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

我们也留意到，在自由多元的社会空气中，蒋经国百岁诞辰纪念无论怎样高调和隆重，台湾人也没有将他神话的可能。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无论是普通老兵的街头抗议，还是政治精英的舍身坐牢，正是他们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蒋经国的历史丰碑。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

纪念蒋经国先生

在蒋经国先生100周年冥诞之际，作为现在的当政者和当年亲近蒋经国先生的人，马英九怀念蒋经国先生的文章值得一读，特别是2007年《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和前几天《薪火相傳 任重道遠——永懷經國先生》万言长文。诚然，蒋经国先生也有江南案那样不光彩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能“突破他家世、教育与思想的局限”，将台湾带向繁荣、富裕、自由、民主的未来，为我们的榜样，值得我们深刻缅怀。向蒋经国先生致敬！

以下来源于2009年4月10日马英九《薪火相傳 任重道遠——永懷經國先生》（http://www.cck.org.tw/me/me_article_m1.html）：

“民國75年（1986）10月7日下午4時，經國先生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發行人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及其友刊《新聞週刊》（Newsweek） 的記者，新聞局長張京育先生陪見。那是一個歷史性的會面。經國先生沈穩地告訴外賓：「我們準備在制定國家安全法後，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負責傳譯的我，一字一句審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個人感覺猶如遭電流通過般的震撼，我告訴自己：「我們正在改寫臺灣歷史。」解嚴在當時雖已在研究中，並不 完全意外，但是解嚴畢竟是歷史性的大事，當天宣布，還是造成極大震撼。而選在這個場合對國際大媒體宣布，讓全世界都能知道，時機對象都挑得非常合適。9個 月之後，民國76年（1987）7月15日，總統公布施行「國家安全法」，同時正式解除臺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

“經國先生宣布解嚴後，各機關忙著制定「國家安全法」。有一天新聞局長張京育先生來問我，「到底將來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幾天後經國先生接見完外賓後問我：「有什麼事嗎？」我就向他報告，新聞局在討論這個問題，希望能請示一下。經國先生說：「既然要解嚴，當然就是越來越寬，不能越來越嚴，我們絕對不能換湯不換藥！」我就趕快告訴張局長，他聽了很高興。後來也印證了經國先生的談話並非隨興所至。他說過「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那一次我很感動，因為他態度堅定，語氣誠懇，一聽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經國先生是一位前瞻、魄力的領袖，他曾說過，「權柄，很容易用它，難的是，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可見經國先生對權力的使用多麼慎重。而他也說過，「蔣家人『不能也不會』再做總統」，為推動民主化、本土化立下典範。”

以下来源于2007年7月29日左右马英九《怀念蒋经国先生！》（对不起，我没找到源出处，以下是两处转引
http://www.fxhp.com/Article.asp?ArtID=7285
http://hi.baidu.com/nailking/blog/item/1004c680553e9ad59123d9e7.html）

“因此，他（蒋经国先生）作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那就是我们与XX的竞争不在于军力大小或邦交国多寡，而在于生活方式的良窳：谁能改善人民生活并开创发展典范，谁就能在全体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

“这几项决策，对台湾影响深远。为何他晚年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尤其他早年在苏维埃社会，并无西方民主教育的背景，回到中国后立刻投入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到了台湾后又主持情报与政战工作。在组织严密与战争苦难的岁月中，易塑成敌我分明的单一意识形态，无法与时俱进，如此时大权在握，极可能拖垮国家社会，古今中外这类悲剧不知凡几。然而经国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正在于他总是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突破他家世、教育与思想的局限，做出正确而务实的决定。 ”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我们身上的的十字架——《夹边沟记事》

导言：那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情仅仅是“一个教训”吗？我看是背负在我们“礼仪之邦”每一个人身上的历史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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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终于读完了这本令人不忍卒读的《夹边沟记事》，阅读的心情从最开头的悲愤转化为麻木。该死，我也成为了鲁迅笔下那种麻木嘴脸的中国人。

    “夹边沟，地名，位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这里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恰逢中国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约1500人饥饿而亡。”（引自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B9%E8%BE%B9%E6%B2%9F）

    其实，对整个中国来说，饿死1500人，不是什么“大事”。当我们站在千里之外，几十年后的繁荣都市，来对这段历史评头论足的时候，真的，饿死1500人，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就像某地委书记训斥夹边沟农场书记梁步云说的：“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XX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然而，当这本书用鲜活的故事把这些饿死和病死的人一个一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从第一页就已经不能保持那种“不是大事”的乐观的情绪。

    夹边沟，当年的条件是：1、每天只有半斤粮食定量，而且基本是以野菜充数；2、甘肃冬天零下20度住在地窝子里，没有火炉。设想一下，以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能活多久？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死亡，就像倒下的麦子杆那样不值钱。

    然而，对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冷冰冰的死亡的描写却只占到了这本书的极少部分。事实上，这本书描写死亡大多数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一天往往就要倒毙10几个右派的地方，饿死、病死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情了。

    读这本书更加让人压抑的事是，在死亡面前，人与人之间的那点儿道德底线已经荡然无存，已经“变为”一种禽兽的社会关系，处处充满着自私、冷漠、告密、偷窃、抢劫、尔虞我诈、甚至吃人……一切人类所谓丑恶的行径，在这小小的夹边沟农场一幕一幕的上演。注意，我很想用“堕落”这个词，但是，最终我用了“变为”，因为我实在没有任何立场指责夹边沟农场的那些右派们。如果当年我在那里，恐怕只会比他们丑恶一百倍。

    这依然还不是这本书最为压抑的地方，因为，书里的死人已经看到麻木了，道德荡然无存算什么？麻木的我，翻开这本书依然喘不过气来，因为一种情绪——绝望。

    绝望的是生活：

    ——他们，看着身边一个一个倒毙的同伴，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结束，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他们，虽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却每时每刻被当作“人民”公敌。

    ——他们，中国之大，却无处可逃，夹边沟是一个宿命死死的缠着他们，让他们即便想在街上流浪也不行。

    ——他们，无从反抗自己的命运，其实，更绝望的是，不光是他们，连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该怎么反抗？反抗谁？

    更加绝望的是人性：

    ——有的人，给家里人一封一封家书述说自己的情况的糟糕，家里人却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人，象征性的寄来的吃的东西是杯水车薪。

    ——有的人，逃跑出了夹边沟，幸运的逃回了家里，却被自己的母亲通知了公安局。

    ——有的人，女婿就在夹边沟所在县的部队当领导，死的时候，女儿女婿“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摆脱了牵连上右派的危险。

    其实，这本书很朴实，没有我说的这些花哨的东西，就是一个一个的故事，鲜活的故事，平铺直叙的故事。然而，一个故事就像一个烙印，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基督教说每个人都有原罪，我觉得民族也有。即便是这样死了一个人，也是扇在我们“礼仪之邦”脸上的耳光。何况是1500人？何况是1000万人！

    问题是，谁是这累累血债的刽子手呢？谁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呢？我不知道。这恰恰是最恐怖的地方，好像每个人都在按章行事，每个人都没有错误。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却不声不息，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这么扭曲？这个我知道，不能说。

    左粪们还在怀念那个时代，说：那个时代没有贪污……那个时代人和人比较平等……。人性都没有了，贪污算什么？平等算什么？；人性都没有了，还讲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和XXXX的先进”？还有左粪今天还在铁血之类的破地方争论优越性的问题。醒醒吧，《夹边沟记事》的耳光还不够响亮吗？早就有人指出了：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给人性一点儿面子吧，争论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