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

我要讲的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的爷爷的父亲，抗战时随当保安司令的兄长在肇庆任国军广东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谋长。我爷爷是其长子，广州的家被日本人占领，不愿做亡国奴的他，1943年考入已经迁到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1947年毕业，坐着当时还很罕见的飞机到重庆工作，遇到我奶奶。

我奶奶的父亲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家在沈阳，奶奶在沈阳出生，亲历了九一八后日军占领沈阳。虽然那时候小，但是奶奶清楚的记得一家人随同东北军挤着火车从沈阳逃离的情形。东北军逃离到北京驻扎，生下了我的大舅爷（大舅爷在重庆长大后，又回到北京读书生活，真是命运之奇妙）。东北军奉调到西北包围延安，我奶奶一家人到了西安，我的小舅爷在西安出生。奶奶的父亲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奶奶还清楚的记得西安城的戒严。据奶奶回忆，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全体解除武装，东北军流传一个歌谣，大概内容是：要抗日，到延安跟着毛泽东。但是，奶奶的父亲拖家带口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弃家庭只身前往延安，便选择落脚到了陪都重庆，我小姨婆在重庆出生。至此，我奶奶在重庆上学、工作，遇到我爷爷。

我外公的父亲是江苏的小店铺老板。可能是苛捐杂税，也可能是日本人的关系，我外公上山组建并领导了游击队。据外公说，他们游击队的政委是共产党，所以他很早就是共产党的队伍。但是，正式的收编是皖南事变后，陈毅和粟裕奉命组建新的新四军，至此，外公加入了粟裕的部队。由于家传的小店铺老板的技能，外公在粟裕的部队担任了中级后勤军官。不知道为什么，外公常说自己是粟裕的部下，而从不说自己是陈毅的部下，我对民国史研究不够精进，可能确实错把陈粟一体了。在抗日中，外公的腿中过日本人的子弹，也上演过李向阳式的乔装到城里为抗日武装置办后勤物资的传奇。后来，抗战胜利后，外公在山东工作，可能参加过淮海战役。外公淮海战役后被重新编入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出任银行学校的校长，遇到我外婆。

我外婆的家庭是贵州兴义的大地主。在封闭落后的山区小县，外婆受在昆明读书的哥哥的影响，却有着当时青年妇女少有的进步思想。她毅然与自己封建落后的家庭决裂，迈着一双还未缠好的小脚，跋涉丛山峻岭，从贵州西南一隅的兴义独自来到贵州省会贵阳求学。后来，她直到遇到了我外公。从时间推测，在女人尚要裹小脚的封闭落后的山区小县里，进步思想可以传播到我外婆这样的地主家闺中小姐也得以知晓，显然得益于全民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宣传。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原本各自生活的地域、家庭背景差异巨大。我的爷爷来自南方，他的家庭是典型的国民政府官僚豪绅；我的奶奶来自北方，她的家庭是典型的失意东北军家庭；我的外公来自东方，他本人是典型的共产党人民军队军官；我的外婆来自西方，她的家庭是偏僻地区的大地主家庭，她本人却成为了一个进步学生。

我常常在想，要是没有中国这场社会巨大的动荡，我的爷爷很可能在广东谋得一个职位，娶一个同样是国民政府官员的女儿，平静的过这一生；我的奶奶可能还在沈阳家里，给自己的父亲母亲早晚请安，然后嫁给一个东北军下级军官，平静的过这一生；我的外公可能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小店铺的老板，娶一个当地的姑娘为妻，平静的过这一生；我的外婆可能继续缠完小脚，包办婚姻嫁给另一家大地主的儿子，平静的过这一生。

然而，因为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的大动荡，他们的地域和家庭背景的差异都突然消失了，他们都来到了重庆这个之前和他们毫不相关的地方，走到了一起，然后有了我的父亲、母亲，继而有了我。

这就是我，一个普通人的抗战。也许这几个故事稍显平淡，并不波澜壮阔，也并不感人，没有家破人亡，没有妻离子散，没有生离死别。但是，即便是这四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或者是中国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在平淡的故事下，却掩藏不住国家巨大动荡所带来的颠沛流离、流离失所。在国家的动荡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难以揣测。

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影响了无数普通家庭，这个影响至今还未消散，这个影响以我这样的方式继续发挥着作用。我想，这就是我们铭记历史的原因。战争如此的残酷，不要再让任何人回忆起自己的先辈的时候，感叹于先辈的命运多舛。希望任何人回忆起自己的先辈的时候，都能够说，那是一段美好而平静的生活。

下面附一段我的七爷爷记述的抗战结束后的一段往事。

记得1945年8月底，我和维乐兄随父亲回广州要回豪贤路41、43号房子的情况：当时日军未解除武装，国民党新一军已进城，豪贤路两头，一边有新一军站岗，一边又有日军站岗。我们的家当时作为日本军官宿舍，住着几家日本人。回到自家门口，我们叫门入屋，说明要收回房子，日军家属也不敢说什么，我们进去后找定两间空房间安置好，即将带回的国旗准备挂出去，正挂间，一全副武装的日军官回家，（腰间佩大刀、手枪）走到我们挂旗的房间口张望，（当时街上、屋里亦没有几个人）我们心里紧张极了，怕他一拔出枪或刀来这下可完了。好在，此人亦认输，站了一会就回到自己的住处，我们坚持将旗挂起来。当晚还有一日本商人过来找父亲笔谈，我记得其中写有“中国，日本友好！美国大大的坏”等字句（因为不久前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过了一、二天，有卡车来将日本人送走，转到集中营运送回国去了，从此，豪贤路李家房产全部回到我们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