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保护”方言

前言：我很敬佩郑也夫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这么有良知的关注社会问题，敢于说话敢于提出自己观点敢于批评时事。但是就这篇文章来看，讨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的郑也夫先生并没有体现出一个社会学家的专业功底，而仅仅局限在提出问题的层面上，这是我所批评的立意点。换言之，如果这篇文章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先生写出来的，我可能会大声喝彩，但是这篇文章出于社会学家的郑也夫先生之手就有所商量了。就像我们学物理的，在讨论相对论的时候不仅仅应该限于尺缩钟慢的一般性讨论一个道理，不是吗？

郑教授原文我引在下面的评论里面，有兴趣的读读不错的，呵呵呵，奇文共欣赏嘛！

昨天有人推荐给我一本书，是郑也夫的《信任论》，于是我goo了一下郑也夫何许人也，顺便也想找《信任论》的电子版本来瞧瞧写的什么，很可惜，没有找到。不过倒是查到了郑教授的一些短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保护方言的时候了》很有趣，写得很“精彩”，看完文章想给这篇文章的郑教授一个评价，作为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能如此对研究的对象投入主观感情，确实是带有人文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都是很喜欢方言的东西的，而且也操着一口我自认为标准的市区重庆话，而且不打算在家里对父母长辈小辈普通话起来。但是我看了郑教授这片奇文却深深地不赞同起来，我想问，何谓保护方言？

要谈这个问题，先要从方言是怎么回事谈起。我不是语言学家，不过我们按照常识来看，同样的意思，不同的人来表述很可能表述不一样，相近的人的表述会相近但也有差异，这种差异会随着居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直到居住地相隔很远，那么这种差异大到让人感觉到大不相同。举个例子来说，重庆近郊北碚与市区的人在“我”这个音上的发音就不完全一样，但是总的来说差异是小的。如果到了县城綦江，那么綦江人的发音又与重庆市区发音差得更远了，一听就知道是綦江人。过了綦江就是贵州地界了，虽说贵州人的话被称为贵州话，在我们所知道的典型的贵州话里面“肉”发“如”的音，不过与綦江相邻的贵州地界的发音与綦江的差别很小。贵州很大，渐变到了贵阳市区发音又变化了很多了这下子和綦江话也大不一样了。考察这一路下来，重庆市区到贵阳市区发音，虽然单看两头差别很大，可是这是由小差别慢慢累积起来的并不是突变而是渐变。这是从分布上面看来的。下面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方言。语言从来都是在发展当中的。看看诗经就知道，2000年前的人说话是那个样子的，那就是那时候的现代诗，现在谁还在那么说话？现代也是这样，口语在发展着。在重庆，60年代的人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很多读“荣誉”成了“云誉”的，80年代的我们已经很难有把“荣”字读成“云”的了。不管如何，语言是在发展中的，并非静止的。说起发展，跳出来轻松一下，讲个我知道的小故事，说当年重庆方言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成都话是当年西南地区的官话，流行起来是大略因为重庆水路发达，西南各处来的人都有，需要一种语言好交流一些，袍哥人家就在官话的基础上加上了重庆自己的地方特色慢慢演变成了现代的重庆话。官话也就是普通话，是官场上当官的互相交流用的。讲笑了，言归正传，上面说的都是大范围的问题，具体到个人，不管从方言的分布还是历史看来，方言都是自己说话的习惯问题。

知道了方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来说郑教授这篇文章，奇文呀！逻辑思维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混乱！谈到“保护”两个字，是不是能够保护的东西才谈得上保护呢？这虽然看起来是句废话，可是，我们可以来考察方言这个客体是不是能够保护怎么保护。前面谈到了方言众多特点里面的两个特点，一个是渐变性一个是发展性。渐变性发展性都可以归结为所谓说发言就是自己的说话习惯。就说重庆话，每个人说的重庆话有些词的用法和发音都可能不完全一样，完全是一个个人习惯的问题，何谈得上保护？“积极的方法，保留住”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发音习惯？那我有一天突然想说北京话，郑教授一定要跳出来指责我不保护方言了。还有假如人家习惯丢掉某些词意某些发音，人家乐意，碍着郑教授什么事了？郑教授要保护是不是要我们重庆人都把“荣”读回成“云”？那为什么我们不恢复更早上去，都去像红楼梦里面的人那样说话？据我所知，曹雪芹的那本红楼梦里面人的对话可真是当时真真切切的对话呢，何不保护保护学回去算了？还有即便是曹雪芹的时代也不够老呀，那何不学学诗经“关关雎鸠”起来？郑教授说了半天也没告诉我们，方言怎么保护才是呢？“保留住”难道要我们停滞不前？不行！语言如果是一个人我简直可以听到他大叫：“我要发展！”郑教授要想螳臂当车是不大可能的。上面谈了保护方言的一层意思，就是方言这个客体谈不到保护的问题，因为，方言是自己习惯的问题。

作为社会学家的郑教授大约是不满国家推广普通话和大力的英语教育，发现我们可爱的方言在大众媒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写出了此文。关注国家的大事小事是好的，不过立论方向性的错误和逻辑的混乱。这里不谈普通话是不是值得推广，其实只要你十年前到广东街头问路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就知道了人人能讲普通话的好，注意是人人能讲，不是人人只讲，大概是郑教授忽略了这个区别。这里只谈大众媒体上方言的弱势地位，诚然，国家以类似法律形式规定大众媒体不能方言起来有些问题，不过郑教授似乎把媒体上的方言弱势等同于任何场合的方言的弱势了。不过据我所知，方言却在各地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呢！绝大部分人还是讲方言的吧？除非不讲普通话碍于交流了只好普通话起来。就算人家愿意讲普通话又碍着谁了？只要他or她觉得方便就好。这是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语言本来就是交流的工具，方便就好，何必强求？而且方言现在还是处于强势的。那么假如方言有一天真的处处处于弱势了怎么办？如郑教授者又焦虑起来了。其实不用担心，一门语言说的人少了，消失了就消失了呗。没人说的语言还要它来干嘛？语言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嘛，因为有人说而鲜活，因为没人说而死掉。

当然消失的语言这个问题有没有谈保护的地方呢？有！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的时候就需要研究这类东西。比如在研究红楼梦的语言特点的时候就需要研究当时江浙一带古老的语言特点。但一门方言消失不是消失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只要好好说话就是了，关你郑教授什么事？难不成你还来规定我们该怎么说话？

综上所述，方言谈不到保护，我们只要好好说自己的话就是了。有一幅有趣的画面出现在我脑子里，郑教授在那里摇旗呐喊“保护方言”，方言怒目而视：“去XX蛋，谁要你保护了！”于是我只有把郑教授这篇文章当作郑教授茶余饭后的消遣的思考而已，只怪思考得不深入。

后记：郑先生是看到了许多社会问题的，可能看得比我更深入。可是，这篇文章郑先生的立意是错误的，或者说郑先生想保护的或者能够保护的并不是方言，而是以方言为重要特色的地方文化，或许郑先生写作一篇关于发展地方文化的文章会比这篇文章来得更为精彩更为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