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邓老人家的“失误”

本来最近很少关心政治了。一个是没什么好关心的，唯一一点儿对两岸的兴趣也被陈水扁的各种zt做法搞得兴趣全无，不知道台湾那些劳苦大众们被迫天天看到老陈这样一个丑人上台表演拙劣的喜剧有没有觉得很累。另外，最近开两会，大陆也是成篇累牍的报道，搞得人很烦。所以远离政治天天看看体育新闻娱乐新闻也其乐融融。不过这两天兴趣被dzhang勾起来了。也就称兴谈谈想过很久的对邓老人家的看法。当然这是对事不对人，邓老人家不管怎么样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并且由于我不可能收集很多资料，所以也就是自己的看法而已，好多事情肯定不清楚或者根本颠倒了是非，有看到的给我指出来我一定去查资料看个准确。下面言归正传。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应该在这里解释一点，下面我所写到的政治制度这个词时我的含义不是单纯的指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一种政治架构。比如三权分立就是一种著名的政治架构。我们几千年的皇帝唯我独尊的统治是另一种政治架构。我模糊的感觉到了政治架构和制度之间的不同，可能我用词不当，这个问题还要请教专门的政治学的人。

 

凡是生活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应该很少有不知道邓小平这个名字的，当然这个名字的影响不仅仅只有这么多，不过这个名字之所以著名和两件事情有关系，第一个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拨乱反正，另外一个是最重要的也是他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就是改革开放。中国官方在他身后的评价中正式将其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合理的准确的，我相信没有他，中国不能完成如此的高速发展，他的魄力和作为也令人敬佩，并不像国外的很多FLG之类的媒体诋毁的那样。我坚持认为邓老人家是值得人敬佩的。

 

不过在改革开放20几年之后，我们来探讨改革开放的成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我们从细部来看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值得关注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具体的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改革，就是农村和城市改革(自评：这个好像是废话，除了农村就是城市嘛，嘿嘿)。农村的改革具体表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城市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

先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政策在当时的环境下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难的问题，让大家的干劲激发出来，多产粮产好粮。可是从大的环境上来看，这样的政策有很大的问题，不管从效率还是效益上讲，整合的优势大于分散，整合的效益大于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农业开始向公司化转变，各国的农民开始像农业工人转变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农业还在分田到户，这种做法本身有些倒退的意思。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由20多年后的今天的现实反映出来，比如有农民告诉我，在家种粮不赚钱，靠种粮能缴清各种税费买齐下一年的种子肥料农药也就知足了，真正补贴家用的是靠有劳动力在外打工赚钱；还比如有的农民两口子都在外打工赚钱，家里的地就包给其他家去种，只要这家包租的人能缴齐每个人头的公粮，并且给少量的租金即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捆绑住了很多人的手脚，5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变成了必须承包，如果说当年承包土地能给农民带来实惠的话，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就不想承包土地了但是必须承包，因为每个人头上还有“责任”也就是公粮的限额。即便是上文我提到的租赁给别人进行耕种也是一种私人行为，现在的政策还在束缚着农民，不能把土地使用权进行合理的转让，政策的限制使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形成公司化的直接土地农业生产，而仍然是小规模经营，有着浓厚的小农经济的色彩。这不仅可能造成效率的低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质量。举个很著名的例子，狝猴桃是产于中国的一种水果，可是现在新西兰的狝猴桃却占据了大量市场，本地狝猴桃基本失去了市场，不仅是本国市场，而且是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因为本地的狝猴桃比较酸，而新西兰狝猴桃比较甜。差异的来源是新西兰的狝猴桃是公司化的经营，合理的配置了各种生产资源，并进行了品种改良，而中国全是小农经济自家生产自家的，更谈不上品种的大型改良问题了。

幸好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着手进行了进一步改革。针对这个问题，政府相当鼓励农业产品的加工企业的存在，鼓励经济作物的种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种植的作物种类以求更好的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另外，当年我从电视上听到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三年内取消农业税的时候，我很激动，这可是很坚实的一步，下一步应该就是农业补贴了。不过这些进一步改革的方案都没有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的归属问题。我看过新的《物权法》的草案文本，在《物权法》的草案中甚至更加强调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制。并不是国家并不能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是现在的不允许随便转让土地的使用权。私自转让是违法行为，国家在对土地行使所有权的时候对土地同时完全的行使了支配权，这样限制了农业公司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并不是人们不想农业公司化来产生更大的效益，更大的原因在于政策的不允许。另外，农业税的取消是件大事，可是公粮还必须缴纳，虽然公粮的数量是按照土地面积计算，可是政策把人束缚于一块土地，所以公粮也就转嫁到了农民头上。也就是说并不是谁耕种谁缴粮，而是谁承包谁缴粮，土地不能自由的转让使用权，导致很多承包人没有耕种，而粮必须由他们缴纳。相应的，农业税和农业补贴也就算在了每个承包人头上而不是耕种人头上，这是不合理的。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地权的问题。

 

另外说“国有企业改革”。这个当然是有显著成果的，把国家包干的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经济，实行股份制和租赁等形式的改革，这个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无比活跃起来。不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股份制，我们只到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不是完全的股份制，而是必须由国有资产控股的。听起来国有资产控股并不坏，比如据说美国通用电气背后的第一大股东就是美国的国有资产(这个说法不确切，谁知道的告诉我对不对，据说是因为通用是武器制造商的关系)。可是我们国家因为历史原因，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所谓改革，从内部说，其结构并没有改革，仍然是官本位制度，企业的各层管理人员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办事效率低下，完全不像一个现代高效追求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另外一个内部严重问题是背负了太多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人员背负的问题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从外部说，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年这些企业亟需发展的时候，银行的税率太高，有些企业大量借贷有10%以上税率的贷款，并且拖欠其他企业款项严重，盘根错节最后造成了著名的三角债问题。据说前任总理朱镕基当年还是副总理的时候怀带3亿北上想解决东北企业的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后来没有能解决得开(这个是个传说，具体不可考了，考了也考不到准确的消息)。当然三角债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可遗留下是银行的大量拖欠贷款呆坏账(又有传说说中国银行当年的呆坏账率超过了50%不知道真实不真实)压得很多国有企业喘不过气来，产品不好卖，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很多企业每年第一件考虑的事情就是怎么还银行的贷款。发展企业根本谈不上。用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从国家的这个包里(国有企业)掏钱到那个包里(国有银行)”，都是国家的钱财，从这里掏到那里没有增加很是可惜。而对比之下，民营企业发展就好得多，要政策有政策要资金有资金，发展迅猛，比如重庆的摩托车行业，隆兴、力帆等发展速度就大大超过了嘉陵、建设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负债等问题错过了企业发展的大好时机，很多国有企业现在举步维艰，原因也就在这里。

当然这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不可能看不到，所以也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对于第一个问题，朱镕基总理所领导的政府提出了“下岗”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人员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国家推出了养老保险制度，取代了实行多年的退休工资制度，用社会保险的方式缓解了企业的压力。第三个问题，国家分别对四大商业银行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比如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等等，也就是通俗所讲的“债转股”。很多大型企业通过债转股优化了企业产品结构，整合了优势产品，焕发了企业的青春(自评：这句怎么听怎么像新闻联播的风格，哈哈)。

可是这些政策的出台虽然缓解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比如下岗，下岗是有指标的，岗位也是有指标的，一切严格按照指标进行，少一个不行，多一个也不行，不能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那样根据自身需要裁员与聘用员工。又比如养老保险制度，可能有的人不知道，现在国有企业每年必须付给所在地的社保局相当数量的钱，由社保局用这笔钱通过保险公司和银行发到该公司退休的职工手里。有些困难企业拿不出钱来，那它的职工就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的待遇。这样说来其实国有企业在背负退休人员工资这件事情上减负并不太多。最后说债转股的问题，名义上债务变成股份掌握在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不过对于一个国有企业来说，它的婆婆太多，哪个也得罪不起，比如一般国有企业归市政府管，现在还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还有国家法改委，又增加了一个我们提到的资产管理公司。哪个都代表国家哪个都对企业具有发言权，多家管理的局面使得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很少，比如说不定哪天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就被人换掉了，这种换并不是董事会从企业发展角度考虑，而是政府的行政决定。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怎么调和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也举了很多现在存在的问题的例子，我并不能否认改革的成果，也不能抹杀20多年改革的成绩。可是这么多问题指向了一个总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水平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水平。不管是土地的地权限制问题，还是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调和的问题，最根本的阻挠都在政治制度上。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形成应有的权力的制衡，我们的政府是强势的政府，我们的政府的权力很大，而没有其他权力去限制它的权力，我们的人大政协更像养老院而不是立法机构，我们的法院更不能算作一种权力的机构。甚至在政治课上我们的老师只能宣称我们的宪法是一种蓝图式的宪法，而不是现阶段对社会作出规范的总的纲领。我们的立法者们在立法的时候更多的关心协调社会中其他的关系，而有意避开了立法应有的另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协调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和监督政府的行为。更激进的说法是我们的政府不是选出来的，不能选的原因谁都知道。我不认为选举是一个好的社会的必须，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拥有一个更好的渠道来体现人民的权力。我们的政府拥有土地，受到政治制度影响，政府不能制定更加灵活的土地政策。我们的政府拥有企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政府不能安安心心作自己的幕后控股人的角色，而非要参与到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我们的政府并不是不考虑人民的需求，但是政治学中相信没有制约的权力一定会被滥用，政府作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在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尽量满足的是自己的利益。比如收购土地不可以，但是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土地修建任何东西美其名曰“拆迁”就是被允许的，这种拆迁可能用来修桥修路还是能让大多数人受益，而用来修建巨型广场，从来不曾用过的开发区还有就是江苏铁本这样的巨型项目就是权力的滥用了。可以说江苏铁本这样的项目给中国的震撼是很大的，虽然这是一个合资项目，但是政府在其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关于这件事情大家可以上网查)。联想到美国，当年世界最大的加速器由于民众的反对最终没有通过国会的审议的案例，可以看到两国政府在处理这种问题上的作法的不同，而这种作法的不同根本上来源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国有企业的问题更是这样子，国家的制度要求政府必须拥有企业，虽然宪法一改再改，加入了私有企业中的公有成分这样别扭的语言，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是政治制度造成了今天的国有企业的不够市场化。我在这里不逐条指出政治制度哪里不好，哪里有问题，这也不是我们需要去深究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已经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的问题大多数都指向了这个方面。

我们现在回到邓老人家这里来，我题目所谓邓老人家的“失误”就是说，当年邓老人家面前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来看看当年的机会有多好。当年的经济非常糟糕，政治也一塌糊涂，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摆在面前，等着邓老人家挥毫泼墨。他老人家确实为我们画出了一幅美妙的山水画卷，不过这幅画卷的名字叫做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的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的政治制度也相应的建立起来，对比于开放的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的政治制度却在保守的摸索，完全没有开放的意思。为了调和不匹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邓老人家给这种社会取了一个名字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这样子来看问题，当年毛老人家为中国选择了一种政治制度，并且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可是试验的结果是失败了，“千万人头落地了(李敖：《北京法源寺》)”，可是当面临又一次很好的机会的重新设计我们的政治制度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抓住机会，这就是邓老人家的失误之处了。我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匹配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89年那次风波，现在看来深层次的说那次风波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矛盾的爆发。我们说邓老人家错失了在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为我们设计一个更好的政治制度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经济改革但是却没有抓住政治制度改革的机会，很是可惜，我们现在再想要破坏了再立新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可能了，邓老人家已开始就为我们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好走的政治制度之路，我们只能沿着这条不太好走的路继续走下去，不是成功就是死亡，谁知道结果会怎样。

我这里其实是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过去的抉择，其实我不能真正指责邓老人家对改革开放的道路的选择是失误，因为我们现在看来是大好的机会，当局者迷，他们却并一定能看到或者意识到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甚至在他们的思想中并不会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站在一个后来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痛心我们失去了这次大好的机会，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候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比在一个完整而强大的政治制度中进行根本的改革要容易得多。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社会的问题，包括我上面谈到的经济制度改革的结果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可是我们的改革总显得那么的缓慢和迟钝，并不是我们的政府不想改革，而是在一个完整的强大的政治制度面前，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改革都必须是小心翼翼谨慎又谨慎的，因为我们不能承担万一改动过大而造成的制度崩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过分的权力也使得政府在改变自身方面总是呈现消极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江朱充满失望和对胡温充满希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了政治制度在可喜的进步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实政治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

想到邓老人家的“失误”，我常常联想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历史，美国人应该庆幸当1783年华盛顿解散军队选择不做美国国王的时候，当1787年立法者们在费城费尽脑汁为美国设计他们的宪法的时候，这些卓越的立法者为他们选择了一个有效的良好的有远见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美国能够沿着充满荆棘但是基本顺利的大路走到今天。中国没有这样的幸运，我们并不抱怨幸运没有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可是在面临今天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改革的重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