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这段发言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前段时间和dzhang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建议dzhang看看,呵呵,我觉得张维迎说得有些道理,当然后面还贴了一篇我认为反驳的比较好的帖子。最后是我自己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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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分开大家肯定同意,但我们始终别忘了一点,我们今天面临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个封闭国家的教育问题,而是全球化情况下的教育问题。以大学为例,大学好多专业的教师市场开始全球化了。我们商学院感觉最深,即使在国内,李嘉诚办了商学院,欧洲办了商学院,然后哈佛等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跑到中国来办。我们还要不要有中国的大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大学有很多种模式,有一种模式是OEM,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邮电大学都在做 OEM。很简单,外国大学来了,你帮助招人,国内学2年,国外学1年,叫作2+1,然后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学了。我们自己的大学管得很死,没有办法,这样很可能最后都变成OEM。现在大量的商学院也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80年代面临的问题,只是大学死起来比较难,由于教育的特点,使它活起来难,死起来也难,没有几十年是死不掉的。
我们再看我们的学生都是全球化的,很多的研究生没有必要非在国内上大学。现在我们一年的教育经费流失几百亿,过去是研究生出去,现在是大学、高中生好多都出去了,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的教师待遇就这样,那么好的老师都跑了,好的学生不到这来了。我想,用不了10年,英国前300所最好的中学,基本被中国人占据了。所以,我们不能关起门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中国的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另外就是中国要不要有一点像样的大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现在一批评大学就是大学变成赚钱机构,腐败了,教师的心黑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几年前都说提高教师的待遇,义务教育国家没有给钱怎么办?大学也是这样。像北大,一个大学生25000元的成本,政府给拨款6000元钱,学费5000元,其他的钱哪来?这是很简单的算术问题。站在大学外部的人批评大学,但大学里边的人的酸甜苦辣谁知道?我们的校长们一会儿跑到新加坡,一会儿跑到泰国,干什么?给人家叩头要钱啊,没钱怎么办啊。我所知道的好的大学,并没有谁想去赚钱。我们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光从海外引进的博士学位人才50多个,我们怎么去吸引人?没有一定的待遇不行。真正好的大学,所有的经费一定是用来想办法把这个大学做得更好。我们现在海外招来的人有特殊待遇,比我们原来教员的待遇高得多,没有办法,否则人家不来。对原来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牺牲。真正要办好大学,是需要很大的牺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从更大的决策层面上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有没有竞争力?欧洲的大学为什么现在不行了?美国把它击跨了。过去是美国人去欧洲留学,现在欧洲人跑到美国留学,为什么?教育体制不行。
再提几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保证给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绝不能不让私人办中学、小学,人家办得好可以呀。而且大家也不要认为私人办的中学就是拼命收钱,收钱的现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私人中学特别注意把贫困生中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自己学校,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上大学还要提供助学金,因为他们在乎这个学校整体的声誉。所以,我们义务教育国家应该保证,但不能卡住不让私人办学校,大学更是如此。我们现在搞的大学不能让私人自由进来,我说的私人不是营利的。我可以保证,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绝对不会成为一流大学。现在网络大学可以做这些,培训班可以做这些,大学分工比较细,越靠近应用的东西,很多被咨询公司、公司大学做了,真正好的大学靠营利是没有办法做的。而且再过10年之后,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常,中国出现一批有钱的人愿意投资学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留名。即使企业办得好,但是30年、50年可能就没有了,只有大学是长生不老的,所以,国外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大学。捐给大学,过了10 代人、20代人都知道他的祖先名字在大学里挂着。所以,一定会出现一批人愿意办大学。政府在这方面不能管得太死。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学费的问题,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也是挨骂多的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病人,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教育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学校都想各种办法筹集资金解决贫困生的学费问题,包括我个人,我把所有的稿费一年几万元全部设立贫困生的奖学金。我们还从企业找钱,国家一年给100万,学校还用各种办法拉公司设立以公司命名的助学金,想尽各种办法让贫困的孩子上大学。
从教育内部来讲,把教育部拆开,一个专门管中小学义务教育,另外成立一个组织,是不是更好?中国的大学像现在这样管下去,最多会变成OEM,给人家代工。很多做得不死不活,北大、清华可能支撑一阵子,但是也可能支撑不了很长,就是因为管得太死。国际经验证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可以独占鳌头?二战之前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欧洲政府管得很死,法国要当一个教授要经过教育部考试,都是以政府为主。而美国是靠竞争,各层次的大学分开,有州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和非研究型的都分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分不开层次,我就不要你的人,只要自己的人,都是自我循环。而美国的情况是,越这样越活不下去。在哈佛大学拿不到终身教职的人其他大学抢着要,因为总比自己原来的要好,这样才有人读你的大学。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可以把学费都免了,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这个学费都哪去了?都出国去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大学时期,甚至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大家看,被北大和香港大学同时录取了,人家宁愿去香港大学,也不来北大。对于我们做大学的人来讲,危机感很强。我们大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考虑,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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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最有理智的一篇帖子:
我觉得张先生的说法是脱离中国国情的,欧美中产以上阶级是占很大比例的,需要助学金的比例低于可以提供助学金的比例,因此才会有低学费补贴了富人的说法。而中国正好相反,中产以下是占了绝大比例的,提高学费,极少数富人增加的学费是无法补助绝大多数需要助学金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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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当然,我开篇就说了,张维迎的观点有些新意,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他的主要意思是逐步开放政府对大学的管制,让大学独立发展,很可能慢慢就好起来了。这个问题张维迎这篇东西里面还是看得很透彻,提的建议也有可以接受的地方。
另外,张也提到了,也是他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用制度保证富人补贴穷人。反驳的帖子也说得很好,中国的现实是极少数富人的补贴对穷人根本不起作用。并且最主要的是,万一孩子成绩并不好,但是又很穷怎么办?所以政府主导的廉价公立大学和较好的但收费较贵的大学应该并存。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没什么不可以的。
借着反驳的这篇帖子的一个论点我还想谈另外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到底要怎么样发展。张维迎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点,总结起来叫做建立制度保证发展。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谈的是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现在民愤很大,仇富心理很重,这是不正常的。原因很复杂,单从制度上简单说来,我们国家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国家的富有程度的构成是一个奇怪的分布,1、上面很富的人不少,2、下面经过一个很少的人的阶段,也就是一般富有的阶段,3、然后进入一个小康阶段,这个阶段人不少,4、下面是一个温饱的阶段,人更多,5、最后是赤贫的阶段,人不算太多。
这5个阶段的人,在我们的制度下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能和其富有程度成正比的。
很富的人,因为能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所以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很少,假如要他们承担社会责任,他们也可以以出国定居一走了之。
一般富有的人所付出的社会责任和第三阶段小康的人的社会责任基本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这种责任对于一般富有的人来说算轻的,但是对于小康的人来说算重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买车,不管多大排量的车,所需要缴的税是一样的,在重庆,对于跑得多和跑得少的车,所缴的路桥费是一样的。还比如,买房子,对于70平米的房子和300平米的房子所征收的购房税率是一样的。
另外结合着这三个阶段来谈,他们的社会责任相对来说是最主要的,也就是他们是付出社会责任的主力,我们国家的制度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一旦突破某一个界限,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基本固定的了。比如,前段时间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里面,月收入2000元的人和月收入1w元的人的所得税的税率上涨很快,但是涨到一个相对于很富的人来说比较低的平台以后,就没有再上涨了。或者说起点高,阶梯拉的很短,就好像要不是不缴个人所得税的人群,要不是缴很多的钱的人群。另外,比如说关税,小件的电子产品和大件的电子产品的关税完全一样都是17%,小件的化妆品和大件化妆品的关税完全一样100%,可以说关税无法调节,但是可以利用其他税收调节。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征收奢侈税。
下面一个人群占了主要的部分,也就是温饱的人群。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温饱现在基本还是实现了,制度上也没有更多的对这部分人群的社会责任。原本他们应该是付出负的社会责任,也就是享受一定的上三个阶层所付出的社会责任的主要人群,但是制度上没有让他们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反倒是有种种规定限制他们享受这些福利。看起来他们并没有付出社会责任,但是在他们应该享受社会福利的时候得不到,相减,其实他们潜在的付出了社会责任。
另外,赤贫的人群很少,各个国家也都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国家这个做得也不好,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描述完了然后来看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哪些偏差。我觉得我们相当多的人以前在认识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偏差。我们意识到了温饱的人群,制度对他们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做出了种种限制,我们也意识到,很富有的人所付出的社会责任很不够。改善这两个方面或许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不是这样,我们没有意识到,第三部分的也就是小康的人在享有一定的社会福利的同时,付出了过多的社会责任。现在看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的一个社会结构应该是中产阶级多起来,当然我们愿意大家都富有,但是现在能做到中产阶级多起来这个社会也是健康的。而第三部分小康的人正好是中产阶级,他们享有微薄的社会福利的同时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的弊端很大,最主要的就是阻挡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因为,中产阶级来源于第四个阶层生活较好的人,而过高的社会责任形成一个强大的壁垒阻挡了第四个阶层的人的进入。比如不分等级的房产税率,不分等级的汽车税率,不分等级的电子产品附加税都影响了第四个阶层的人对这些产品的消费。比如,我是属于第四个阶层的人,温饱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过更舒服的生活,手里也有一些余钱,我想买房子,虽然房价够贵了,但是我一看这个房子的税还那么贵,而且我买更大的房子税不会增加多少,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再存两年钱买更大的房子,买电子产品也是一样,过高的税阻挡了人们购买更高级一些的电子产品的欲望。这样生活质量始终得不到提高,购买力也不能释放出来,中产阶级始终不能有效地形成。也就是说,如果我是第四阶层的人,虽然我以前没有享受到福利,但是我没有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而假如我进入第三阶层,我在享受一定的福利的同时,可能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陡增,这样算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呆在第四阶层好了。第三阶层的形成需要互动,第三阶层的购买能力是第四阶层不可比拟的,第三阶层需求得更多,就能推动整个市场的发展,第四阶层的收入可能会随着增加,这也就是中央提出的我们要拉动内需的关键。也就是说,用制度保证第四阶层可以轻松的进入第三阶层,在让第四阶层享有相应的福利的同时,应该减少第三阶层的社会责任,让第三第四阶层可以轻松的过渡。这种变化只能由社会的制度设置来调节,而不是当年猛减存款利率就能实现的。
下面来说具体的办法。有一些办法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均土地稀缺的国家来说,购买小户型房屋应该给于相应的税收的优惠,或者返税,比如对买80平米以下的人群实行返税,也就是按规定收2%的税按平米数返回不等的抵税优惠;对于购买大户型或者大栋别墅的人群或者第二套大型房屋的人群增收奢侈税,这个可以拉开档次,比如购买两套100平米的房屋可以收1%的奢侈税,而对于购买1亿元一套的四合院的富人收50%的奢侈税。购买车辆,应该也通过返税补贴小排量汽车,比如对于购买20w元以下的车的人收5%的税,那么对于1000w买一个车的人来说就收50%的税,差距来开。
结语是,虽然张维迎谈到的是一个局部的关于大学改革的问题,引发争议的焦点在于大学的学费,但是应该看到这背后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制度的问题,我们的医疗改革,我们的教育改革无不与这个社会制度相关联,不解决好这个社会制度问题,怎么改都是不能成功的。
最后引用邓小平说过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要说并不是让穷的人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就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更加有发展性的社会应该是减少贫穷的人,让他们都小康起来。现阶段我们要是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伟大了。
再次申明,我们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我是坚定的改良派,革命派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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